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正> 近几年中国学术界为推动四化建设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建设,对影响中国民族精神最深刻的儒家思想开展了较深入的再研究和再评价工作;新加坡为推广儒家伦理教育,也积极开展儒学研究;同时几个东亚工业国(地区)经济的崛起,被认为与儒家学说有关因而出现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儒学研究热”。     

论理学范畴系统

理学是儒学的完成。理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有一个完整的范畴系统,这个系统集中地表现了儒家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一理学范畴系统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是人和自然界,包括主体同客体的关系问题,但就其逻辑进程而言,必须从宇宙论开始。以“理气”为中心的一组范畴,就是讲理学宇宙论和本体     

儒学与汉代社会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读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

<正> 刘厚琴同志多年致力于儒学与汉代社会史研究,她撰写的《儒学与汉代社会》一书(齐鲁书社2001年出版),是其长期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本书将儒家文化与汉代社会结合起来,从“作为思想体系的儒学”和“作为实际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儒学”两个观察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与汉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汉代社会文明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视野开阔,颇多创见,是汉史研究领域的新创获。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诚”析

“诚”这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基本范畴之一.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内在超越性的宗教意义,在“诚”的境界中有着完满的体现.为此,把握“诚”的观念,对理解儒家学说,尤其是儒家伦理学说,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帮助.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儒学大师关于“诚”之阐述,对“诚”这个概念进行初步的诠释.     

第三代新儒家面临的两大挑战

现代新儒学主要是从直觉与理智的关系探讨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现代科学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直觉的,科学是理智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高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因此提出了直觉为体、理智为用的本体论,由此进一步展开了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社会哲学.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以直觉和理智为逻辑起点,宣扬儒家的心性论,然后由道德、科学、民主三个基本范畴展开了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到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第三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试图对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论“和”为儒学之精义

在儒家学说中,“和”同时兼具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的意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儒家试图通过和平、调和的方式,最终达致一种和谐,而这种和谐又恰恰是儒家全部理论的终极追求。之所以强调“和”为儒学之精义,还在于儒家在严格意义上,进行了“和”、“同”之辨,从而也使儒家之“和”范畴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日早期儒学“忠”范畴比较

<正> 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学”,而借以反映这一基本特点的基本范畴便是“仁”。自原典儒学创始人孔子将“仁”加以系统化、哲理化之后,“仁”便成为展现早期儒学“人学”内容的重要范畴。“仁”集中阐述了为人的规范、待人的方式、修己的途径,明显体现了作为人的个体人格的价值、理想和归宿等,究其实质,就是儒家倡导的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伦理精神。而要把这种道德观念转变为道德行为,伦理精神转化为伦理行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忠”。笔者以为“仁”固然是中国早期儒学的重要范畴,但是,在强调“仁”重要性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儒学中的重要性。“忠”发端于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与孝、仁、义、礼成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后汉马融撰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从丘浚的科学观看儒学与科学的可容性

丘浚是我国古代自觉提倡并积极探讨自然科学的儒家学者。他将儒学的研究对象分为“性理之学”(相当于“哲学”)与“物理之学”(相当于“科学”)两个部分 ,并对当时儒者重“性理之学”而轻“物理之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不仅揭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必要性 ,而且还提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方法与要求。丘浚对研究“物理之学”的积极提倡 ,使我们看到了儒学与科学之间可容性的一面。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先秦儒家心性论的伦理特征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现代研究儒学的许多中外学者常把儒家学说概括为道德哲学、伦理哲学,这确实抓住了儒学的重要特点。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儒学的这个特点是由它的心性论所决定的,因此也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心性之学,它具有道德理性主义的特征。心性论是研究人的本质、本性和自我价值及其如何实现等问题的哲学理论。它探讨人与自然(天)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说明人的生命、情欲、知觉和道德理性,精神自由以及心性修养方法     

去玄的玄学解读——简评耿宁先生的王弼研究

耿宁认为,儒学中政治与道德实践的具体、实在效用,与人性、心性的本体问题如何解决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打通"用"之"实"与"体"之"玄"的宋明儒学之努力,也与魏晋玄学、与王弼的探讨有关。首先,王弼的哲学言说方式,是为其儒家的政治、伦理关怀服务的。王弼思想之玄远,是为解决政治和伦理效用过多纠缠于具象而不能体现大效用的问题而设。王弼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通过《老子》赋予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新意义,而且在于他同时通过《庄子》赋予儒家生活形式与修身功夫新意味。正是通过《庄子》,原本被片面玄化(抽象化)理解的《老子》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补充作用,起到了连通道家与以孟子为中心的儒家理论的桥梁意义。     

“放于利而行多怨”——儒家义利学说再探讨

义利学说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儒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儒家义利学说的研究上,尽管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存有很大分歧,对于儒家是否一概排斥、否定利的积极意义也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但在认定儒家“重义轻利”方面,人们的认识相对说来比较一致。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儒家为什么主张“重义轻利”,其理论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在儒家思想史上,朱熹曾就此追问说:“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囿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苷受祸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张仲隆序》)这的确是一个值…     

九十年代儒学发展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儒学发展和儒学研究,虽然空前繁荣,但此所谓繁荣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史”的繁荣,而远远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思想上、哲学上多元创造的时期;虽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如儒学与少数民族、儒学与区域文化、儒家管理哲学等等,但主要的还是围绕着儒学与现代化、儒家与后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道之争、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等几个重大问题而展开的。     

儒学差异思想阐微

差异是一个关系性范畴,它指称的是存在者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差异是儒学的核心信念,以差异为基础的秩序、统一、和谐是儒学在伦理、政治、自然观上的根本追求。历代儒家学者通过对差异性的不断论证,把它上升到宇宙本然的层面,丰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体系。一、差异和谐的人伦观儒学的核心思想是关于人伦关系的。儒学史上所讨论的人伦关系十分丰富,比如,孔子谈论过父子、君臣、长幼、师生关系,也提到自我与弱者、陌生人以至夷狄…     

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

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合儒”、“补儒”、“批儒”、“代儒”等环环相扣的四个层次,其中,“合儒”是一种文化策略,“代儒”———基督教征服中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补儒”、“批儒”则是从“合儒”到“代儒”之间的必要手段和桥梁。西教士对儒学中的缺陷、不足和劣根性等批语是完全站在西方人立场和基督教的角度进行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对动摇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教育和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不无助益,因而在近代中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作用。     

儒家经济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孔门理财学》为中心

近代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与现代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不适应之处。陈焕章为建立儒学与现代性的关联,在《孔门理财学》中,他重新诠释了儒家传统的义利关系,阐发了新的四民观,使儒家经济思想变得切实可用,并能够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陈焕章对儒家经济思想做的现代诠释,一方面是想要达到保存儒学、昌明孔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在试图用儒学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希望以儒学的经济思想限制或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体现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追求保存儒学和走向现代化问题上的双赢所做的努力。     

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四种“身体”:类型与议题

东亚儒家思想传统所见的四种“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社会规范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隐喻的身体。在东亚儒家思想中,“身体”在空间上处于社会政治脉络之中,并在时间上受到历史经验的召唤与洗礼,因此而成为一种既是理性又是感性的主体。“身体”有其不完整性,但是从不完整臻于完整之关键则在于“气”。在东亚儒学中,“身”与“心”虽具有互相依存性,但仍以“心”居于首出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