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道德哲学辑要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作为承继宋明儒家内圣之学发展而来的新儒家之“新”,首先在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从形而上学的高度,给予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境界以新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新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兼论儒学在现代开展的途径

宋明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 ?2 0世纪学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被其吸取西学以重建中学的现代性“前见”主导着。本文通过对于陈寅恪儒佛关系论的分析 ,揭示了这一点。接着 ,本文探讨了宋明时代儒家出入佛老的真正意图 ,并以此为起点 ,探讨了儒学在“佛老”大行其道的情势下开展自身的方式。最后 ,通过贺麟中西文化观的解读 ,对于儒学在现代的开展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宋明理学形上学追究的理路

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模式或路向,基本上承袭宋明新儒家对于传统形上学本体论(存有论)追根究底的思考。理、心、气作为形上学存有,是存在者的存有,而非实在的存有。依据我们对于宋明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的批判,笔者试图从道德形上学和形上学本体预设中超越出来,即从宋明新儒学对于根、底的追根究底的理论思考,而转向对根、底自身的理论思考和为什么追、究以及如何追、究的探讨。这对于弄清现代新儒家的思维路向或许是有益的。     

从宋学、汉学到戴学——中国主流文化近代转型的深层学术背景探析

一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本位思想文化在历史上发生了几次转型,影响较大的有西汉神学化的儒学、宋代理学化的儒学、明代心学化的儒学、清代经学化的儒学和现代西学化的儒学。在这几次大的转型中,西汉董仲舒的儒学本质上是外儒内法,兼涉黄老刑名,实际上是对先秦学术的整合;宋代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

明清之际,历史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变迁。明王朝覆亡所引发的深沉反省意识,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艰难滋长,西学的东渐,实学思潮的萌动,等等,形成了远及清中期的文化震荡。社会文化的如上变迁,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并使之发生了多方面的转换。一、走出内圣之境儒学演变到宋明时期,内圣逐渐成为主导的价值目标,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心性之学的形态。相对于原始儒学而言,理学(宋明新儒学)对内在心性的完善确实予以了更多的关     

从王官文化到儒家学说──关于儒家起源问题的推索和思考

上古王官文化起于原始宗教祭祀，至商周之际渐由“神本”转向“人本”。西周巫官衰而史官兴，典章文献的制作、整理和保存远超于前代，王官文化日益摆脱神学独断，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儒学发生的文化主源。东周“礼坏乐崩”，王官文化下播，民间私学兴起，原始儒家依托私学传布周官典籍，逐步上升为独立的学术力量。春秋战国之交，孔子不拒远近，“有教无类”，将旧有及新起的民间私学联成一个层级的私学网络，标志着原始儒家学派的正式成立。作者不同意把儒家的起源推溯至商代，认为“儒”本为民间私学之师，只能是春秋历史的产物，并进而就“儒”的原初身份特征及其名称的来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文中还谈及儒学发生的文化史意义和儒家学说既保守又开明的双重文化立场，提出原始儒家是中国早期“知识阶层”的核心构成部分。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本文详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天观的天主教化改造,这种改造后的天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一部深入推进刘宗周哲学思想研究的力作——评《心体与工夫——刘宗周〈人谱〉哲学思想研究》

<正>刘宗周(1578—1645)是我国明末大儒、著名理学家,他综合考察了宋明道学(理学)、心学、气学、性学诸系,建构了以"生生道体"明心为特色的哲学,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被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誉为"宋明儒学最后之殿军"。张瑞涛博士潜心学术,在充分研读文本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撷取刘宗周平生最为重要的著作《人谱》为切入点,统摄刘宗周整体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     

宋明理学形上学追究的理路

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模式或路向，基本上承袭来明新儒家对于传统形上学本体论（存有论）追根究底的思考。理、心、气作为形上学存有，是存在者的存有，而非实在的存有。依据我们对于宋明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的批判，笔者试图从道德形上学和形上学本体预设中超越出来，即从宋明新儒学对于根、底的追根究底的理论思考，而转向对根、底自身的理论思考和为什么追、究以及如何追、究的探讨。这对于弄清现代新儒家的思维路向或许是有益的。作为根、底自身的理、心、气成式、良知、物是什么，如何存在？在新儒家哪里，道德形上学的本质，即其所是，应该…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儒家道统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就是寄寓于民族躯体之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一个"道"字,因为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讲"道",但作为民族悠久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儒家之"道"中。宋代朱熹的新儒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道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格局,从而使原始儒学的道统实现了"变轨"。     

去玄的玄学解读——简评耿宁先生的王弼研究

耿宁认为,儒学中政治与道德实践的具体、实在效用,与人性、心性的本体问题如何解决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打通"用"之"实"与"体"之"玄"的宋明儒学之努力,也与魏晋玄学、与王弼的探讨有关。首先,王弼的哲学言说方式,是为其儒家的政治、伦理关怀服务的。王弼思想之玄远,是为解决政治和伦理效用过多纠缠于具象而不能体现大效用的问题而设。王弼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通过《老子》赋予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新意义,而且在于他同时通过《庄子》赋予儒家生活形式与修身功夫新意味。正是通过《庄子》,原本被片面玄化(抽象化)理解的《老子》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补充作用,起到了连通道家与以孟子为中心的儒家理论的桥梁意义。     

儒学现代转型的“引桥”——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再认识

儒学的现代转型,根本上是从传统儒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思想趋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即一方面它是前现代的帝制儒学,但另一方面,它自发地孕育了现代性的根本观念——个体观念,因此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一座"引桥"。按其逻辑推进,宋明儒学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深入地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前段,周敦颐提出"立人极",为个体价值的确立作了最初的理论铺垫;中段,程朱理学以"格物穷理"高扬了个人的经验认知,在客观上启发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后段,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从理论上打开了个体价值消融天理权威的通道。当前,深入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基于现代生活批判地发展宋明儒学中所孕育的主体自觉意识,实现儒家主体观念的自我超越。     

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

儒学之所以在现代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 ,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 ,而是因为它遭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既然现代民众如此从情感上拒斥儒学 ,则儒学要发挥现代作用、实现现代意义 ,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化为现代民众的观念 ,变成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为此 ,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儒学欲实现世俗化 ,就不能如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 ,从超越的层面抉发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代发展 ,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 ,重新发扬原始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传统 ,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 ,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 ,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 ,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     

儒学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触和会通

儒学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触和会通龚道运一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为代表。如果说由先秦以迄宋明，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历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的产生和它的传衍，①那么，明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则以懦学和基督教的会通为主导。因为儒学发展到宋明，固已汇合释、...     

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

利玛窦是用中国文化阐释基督教神学非常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所取得的成功,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就是对中国儒学的认识。他将中国儒家分为宋明儒家和古代儒家,指出宋明儒家已经不是古代儒家了。     

儒家文化对中日现代化的作用之比较

一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讨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80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占有主导地位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到了 90年代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复兴儒学的运动 ,出现了所谓新儒学。新儒家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认识 ,提出中国应该从儒学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基点 ,即从儒家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化来 ,并且在儒学中找到医治现代弊病的万能良药来。新儒家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 ,企图用儒学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决定论 ,其理论的实践依据就是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