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

本文在评介日本中国“身体观”研究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呈现的“身体”与作为展现场所的“身体”,并指出中国文化中身体之“内外交辉”的特质。     

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的三个向度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身体观的研究,综述性文章主要有三篇:先有中国台湾学者黄俊杰所著《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后有中国大陆学者周与沉的《中国身体观研究述评》,再有中国大陆学者李清良的《中国身体观与中国问题——兼评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一文。观此三文,黄文展现了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身体”的三种定位,即: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之呈现的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1]周文从比较文化、医学、道德、政治等四个角度对中国身体观研究进行了概括。[2]而李文则提到了中国身体观问…     

如何导引"儒门道脉同归佛海"?——蕅益智旭对《论语》的解释

该文分析十七世纪蕅益智旭(1599-1677)对《论语》的思想世界的解释。该文首先指出,智旭以无限生命、死生一致的观点作为核心,重构孔门的生死观,再以心学之立场重新解释孔子思想中的“学”、“道”与“天命”三个重要概念。智旭将“学”解释为“心”之觉醒,将“道”理解为“空生大觉”之道,将“知天命”解释为对“不生不灭之理”与“虚妄生灭之原”的通透。凡此种种新诠,在东亚《论语》诠释史上,均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展现王阳明以后以“心”学解释经典的“自由的”学风,另一方面则显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想趋向。     

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细致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想相通之处。他认定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孟子开启了“民主政治原则之端绪”,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却蕴含了专制之倾向,陆象山提出“尊重人格之尊严”,实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复观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意义,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观念——兼论所谓“东亚价值”

近年来,“东亚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所谓“东亚价值”,其核心被认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是与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本文通过对孔子和孟子的相关思想和实践,尤其是孟子政治思想核心的王道观念进行一些梳理,来认识儒家是怎样看待政治权威主义的。一一般认为,政治权威主义是介于王权(皇权)专制主义与现代民主之间的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既不像传统专制主义那样对于社会臣民采取专断的权力统治,也不像民主政治那样强调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权威主义政治强调的是服从、秩序与纪律。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把国家…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郭象哲学中以庄融儒的特色

与其他魏晋玄学家一样,郭象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因此,他通过解决这个矛盾来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解决这个矛盾时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郭象通过三个方面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在境界观上,郭象提出“神人即圣人”思想来融合道家的神人和儒家的圣人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在人性论上,郭象认为“仁义即性”,一方面说明仁义即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人的本性中自然能够引发出人的仁义道德,从而把儒家的性善论和道家的素朴论融合起来;在政治思想上,郭象通过重新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来解决儒家“有为”和道家“无为”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矛盾。他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任万物之自性。通过融合儒家思想,郭象对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作出了自己的解决。     

论儒学基本原理与民主政治的兼容与接轨

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是可以兼容和接轨的。儒家以代表“天意”的“民意”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 ,符合民主政治的权力观 ;儒家的“性善论”可以用来论证民主制度的合理性 ;儒家的“中庸”从政治决策的意义上来说往往是民主程序的自然结果 ;儒家提倡的“特立独行”精神所体现的负责任的个人主义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前提。     

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

在先秦儒学与医学之中,身体之“窍”（七窍／九窍）被视为“精神”的“孔窍”、“门户”与“通道”,它们内根于“五脏”,外联于天地之气。保持“孔窍”的通畅,无论对“卫生”,抑或对“修身”均意味重要。其中,耳、目、口三窍尤为儒家修身所注重。阴阳五行理论兴起后,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得到彰显。 在承继前人五脏“开窍于目”、“开窍于耳”、“开窍于口”、“开窍于鼻”、“开窍于二阴”这一思想基础上,理学家一方面深刻挖掘出身体之窍的本体论向度,提出一个完整的“天地之心”的发窍路线图：“天地之心”发窍于人心,人心（通过五脏六腑）发窍于耳目口鼻四肢这一连续性的发窍结构,并借助于汉儒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思想,揭示出天地之心一人心（灵窍）一七窍一体结构的时间性（“七窍”、“灵窍”与天地万物的运作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呈现出丰富的“七窍”与“心窍”修身经验,这些经验极大丰富了孔孟“四勿”与“践形”功夫。 儒家强调身体之窍、心窍的“虚”、“无”性格,与萨特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通身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扎根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这种主体性本身就嵌在身体之中,无论是“惕然动乎中,赧然见乎色”之耻感,抑或是“恻然动乎中”之“不忍”、“悯恤”、“顾惜”之同感,乃至生意津津之一体生命的生机畅遂感、乐感,皆是深深嵌入身体之中“觉情”与“实感”。儒家身体的这种本体论向度,不仅迥异于Hans Jonas所批评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精神气质,而且为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庄子》之“游”性体验的身心共融

“游”体现庄子对自由的执着追求,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追求自由、诗意的理想境界,集中蕴积在“游世”、“游心”和“游境”的生存体验中。“游”作为一种生命动势及审美的节律呈现,成就于人与自然、身行与心知、个体与社会的有机合一,且融入真实、全面、自由的“真人”之境。在庄子那里,身体之游是以身体之动而身临其境,精神之游则是超越世俗的思想之游,真正的、完整的“游”性体验也必须是身体之游与精神之游的共融及合成。这种身心之游且共融所蕴含的艺术精神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创作和欣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华简”《保训》与“文武之政”

在孔子心目中,“文武之政”可谓理想的政治样板.孔子时代,周朝“方策”典章一定还有不少存留,新近问世的“清华简”可以旁证,“清华简”《保训》篇对认识“周政”和儒家思想意义重大,该篇关于“中”的论述,印证了儒家中道思想的源流及其对“周政”的极大影响,说明孔子儒家思想与“文武之政”的确一脉相承.     

孟子的“自为”之学和心说

孟子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人学,而且将孔子的“为己”之学发展为“自为”之学。由于孟子把人视作为自为的主体,因而把不为孔子重视的心的地位突出出来。张岱年先生指出;“孔墨老都没有论心的话,第一个注重心的哲学家,当说是孟子。”（《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张先生的话可谓卓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确实是孟子最先提出关于心的学说。“自为”之学和心说的提出,是孟子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一、从孔子的“为己”之学到孟子的“自为”之学儒学是在一种…     

化“化”之美，——关于葛谣《神仙传》的审美分析

葛洪的《神仙传》站在“大道为一”的角度,展现了一种人在向道的旅途中与遒合一的化“化”之美。第一个“化”指的是道的造化,而第二个“化”是指在道的造化下,人在向道修仙的过程中化生而成的诸种现象,化“化”之美通过各种现象的“化”而凸显。在《神仙传》中所展现的化“化”之美,重“身”而不役于“身”,“生”通过“身”使“美”得以产生,并展现出来。众仙通过“身”将“生”呈献给世界,将对身体的道化与“美”的展现融为一体。“身”在向“生”的旅途中,势必要完成对自身的扬弃,才能实现质的飞跃,而“化”却成全了“身”的这种飞跃。“美”贯穿于众仙在化“身”为“生”的始终,是于人性中释放神性的过程,是超凡入圣的过程。“化”后的“游”让人逐渐褪去了凡俗的皮,经历天地之大化,见天地之大美,也在“游”的过程中进入超凡入圣之境,回归于“道”的本然。 阳淼,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07级博士研究生。     

明儒王龙溪的一念工夫论

“念”是王龙溪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基于“本念”与“欲念”、“正念”与“邪念”的区分 ,龙溪晚年反复强调的一念工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当“念”作为本念与正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基本上相当于心体立根的先天正心之学 ,这时作为良知心体直接发动之端倪与萌芽的“一念之微” ,龙溪又称之为“几”,一念工夫于是相应展开为“知几”、“庶几”与“审几”的工夫 ;当“念”作为欲念与邪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相当于后天的诚意工夫。但由于“念”构成意的最小单位和瞬时状态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诚意工夫 ,用力于一念之微的诚意工夫又更为深邃绵密。因此 ,作为一体两套的完整的致良知工夫论 ,龙溪的一念工夫不仅在自己的思想系统内统合了用力于良知心体的先天正心工夫和用力于经验意识的后天诚意工夫 ,更使王阳明以诚意为中心的致良知工夫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身体与政治——清华简《管仲》研究

对于身体的认识是古人认识自我的重要内容,而对于政治的认识则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面,二者的关系值得思考。清华简《管仲》的整理与出版,提供了新的材料。古人对于身体的认识,经历了从心与四肢五官并列,到心主宰四肢五官的过程。这种主宰关系大致在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同时,战国中后期,文献中出现大量政治与身体的互喻,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以政治喻身体和以身体喻政治。这种互喻在战国中后期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了二者的相似性:身体层面——心主宰四肢五官,政治层面——君主主宰臣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治与思想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战国中后期身心关系的变化以及身体政治互喻的大量出现,反映这一时期政治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动,大一统与帝制呼之欲出。     

荀子“法后王”及其儒学史意义

孔子与孟子以周朝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缺乏对社会现实及人性现实的冷峻的思考,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     

荀子的"法后王"与儒学的走向政治

孔子与孟子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对外在制度的匡正作用重视不够,在实际政治中的可操作性不强,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春秋战国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     

中庸之道的文化生态根源透视

任何一种实存的文化体系,都必然有其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为儒家思想核心和精髓的中庸之道的文化生态根源,一是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文明,它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顺天应时的“时中”观念及人和观念;二是血缘宗法关系,它形成了儒家的“三得”政治观及“忠恕之道”;三是春秋战国时期追求秩序重整的“中和情结”,它形成了儒家以“致中和”为宗旨的修齐治平观念。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及诠释的面向——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说起

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诠释方面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立场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 ,而从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学坛的走向来看 ,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普遍主义的诠释方法和立场 ,明显地占了上风。普遍主义的诠释体现了一种将儒家思想哲学化、形式化 ,使之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摆脱历史因素的纠缠的努力。此种努力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道统”的超越性品格 ,认为儒家思想及其发展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结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是否认儒家思想中包含着某种以血缘差等为基础的特殊主义伦理学 ,强调“仁者爱人”的普遍性…     

荀子两心论辨正

在荀子那里,很容易分别出“好利心”“辨知心”“知道心”这“三心”。人们一般把好利心“下讲”,当作需要对治的动物性而归并入辨知心,由此引发荀子之心究竟是辨知心还是道德的心的争论。但如果着眼于“称情而立文”的过程,把辨知心隐没入好利心,突出好利心与知道心这“两心”,强调从好利心这一基础“上讲”出知道心,仍然是可能的。首先,“身尽其故则美”,荀子的心是两头通的,既是“天官”也是“天君”,天官、天君都是人的情实,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论基础。其次,“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由天官“自下而上”地贞定天君,从人心生长出道心,荀子谓之曰“危微之几”,它逼显出“心的生成史”:知道心不过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因好利心而兼权孰计,渐渐积伪浸润并最终凝聚内化了的一种“文化存在”(君子圣王)而已。最后,“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在“时间”的开启(“学为圣人”)和闭合(“眸而见之”)中,荀子让个体性的化性起伪(个人人格的完善)与政治性的圣王教化(整个社会的太平有序)共同到时了。荀子论证并推进了孔子“先富后教”“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