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中国史学会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23-26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韩国、日本、巴西等国的80余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计60余篇。会议期间,海内外专家学者就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文献的整理与诠释、儒学的复兴与儒教问题,以及儒家的生态思想、经营理念等,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一、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的武力和文化冲击下,被迫走上现代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不可避免地与…     

方克立教授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

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讨论会上,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提出了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现代新儒家是足以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为三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的观点。他认为,这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

梁漱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 ,以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思路 ,分析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的重要性。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 ,用佛学和西方哲学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现代诠释 ,讨论了儒家传统资源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可能有的意义。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 ,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 ,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 ,从书斋引向社会 ,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 ,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     

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

在走向近现代的艰难跋涉中，儒家的价值体系多次重演着挫折与复兴的悲喜剧。这种历史命运深刻地展示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复杂内涵，同时也为进一步思考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前提。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自始便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包括儒家价值体系）曾一再受到传统批判者的抨击，五四时期，这种抨击甚至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然而，也正是在近代，出现了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新儒家。这种近乎悻论的历史现象既表现了对儒学意义的不同理解，也蕴含着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一、传统与近代化的紧张中国的…     

张君劢哲学思想论析

张君劢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潮的重要倡导者。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自称“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为其政治实践而颠踬奔波的同时,也写下了大量的哲学著述。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君劢的思想比较典型的显示了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因此,研究他的思想发展的历程、实质和特点,对于正确了解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对于深入把握传统儒家哲学现代化的背景、途径及其发展趋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文化对中日现代化的作用之比较

一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讨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80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占有主导地位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到了 90年代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复兴儒学的运动 ,出现了所谓新儒学。新儒家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认识 ,提出中国应该从儒学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基点 ,即从儒家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化来 ,并且在儒学中找到医治现代弊病的万能良药来。新儒家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 ,企图用儒学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决定论 ,其理论的实践依据就是日本的…     

激活儒家思想的批判性——蒙文通的“儒史相资”论表微

在近代儒学阐释史上，蒙文通的学术遗产十分值得重视。他从“儒史相资”的方法论出发，在尊重基本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使儒家思想能够通过历史著作呈现出来，成为评判不同历史时期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彰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义性。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儒家学说诞生的历史背景，挖掘以汉代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中的批判性格，将其视为形塑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重要根基，从而阐释了一种并未自外于20世纪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政治运动的革命儒学。蒙文通的这些观点，对于思考现代中国儒学话语的重构极具启发性。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与现代新儒家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思想酝酿与定位阶段。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励作为“五四”东方文化思潮的主将,同时也是为现代新儒家思想定位的先驱。东方文化思潮出于对中国近代所走过的西化道路模式的痛切反省,主张中国道路特殊论,并主张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在学术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文化会通,以达致传统文化开新的目的。东方文化思潮的这一文化思想和学术方向为现代新儒家所延承和发展。在今天看来,尽管他们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他们在根本上固执于传统儒学的立场,因而未能构成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无法真正实现传统开新的目的。     

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傅伟勋一直被看作现代新儒家之外的儒家批评者,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首先论证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在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他必然要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走向现代新儒家。其次就他的四个学术思想倾向来论述他只能归属现代新儒家。最后论述他具有第三代新儒家共通的思想特征,即:①推崇儒学,但不将儒学价值绝对化;②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却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③坚持多元价值观,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从不拒斥西方文化,虽强调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但决不轻率断言认同儒学乃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惟一方向。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与现代化

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与现代化施忠连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除冯友兰哲学以外,都继承了陆王心学的传统,把人的本心,即仁心作为世界的本体,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家论证的方法不同。以本心为宇宙本体,对于现代新儒家来说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第一,据此为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确立了最高价值观念。第二,仁心为现代人的人生确立了最高目标,使人生变得美好,富有意义。第三,以仁心为本体,说明人们应反求诸己,发扬它作主宰的精神。第四,心本体是创造精神的不竭源泉。第五,肯定儒家思想的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现代新儒学的目标是让新儒学成为现代人精神发展的总指导,成为现代文化的思想基础,从而能够支配现代化过程。然而实际上,现代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新儒学受其本体论所局限。现代新儒学过分倚仗他们的本体论,因此他们重视抽象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轻视具体的实际问题,这是由于他们受传统儒学以本统末思想方式的影响,认为现代社会所有理论的和实际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确立本体。现代新儒学过分倚重形而上学,根源于其本体论学说中的一个致命伤,即将实在与主体混为一谈,也就是把心本体与宇宙实在相混同,从而完全否定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     

现代新儒家论“工作伦理”

现代新儒家论“工作伦理”刘德春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的研究中,现代新儒家明显地受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学说的启迪。韦伯认为改革后的基督教（即新教或清教）的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藉此在欧洲涌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其他宗教文化传统如儒...     

从“贞下起元”看儒家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特点及其创新之道

儒家和儒教的创新诠释和现代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儒家和儒教的逻辑共通点在于“贞下起元”表征的“推天道以明人事”，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除具有伦理性和科学性之外，天道中蕴涵的“神圣启示”是儒家宗教性的重要特征。在此意义上说，儒学往往可以包含属于学派性质的儒家和宗教性质的儒教两个层面。本文在前贤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儒学元典中“贞下起元”观念源流的考辨，疏理儒学“与时偕行”的文化传统，以期从中提炼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动能，为创造性诠释“普遍和谐观”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有益资源。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试论儒学的创造性改造

中国儒学史发展到今天,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儒家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一般不大触动,而只是因时代的变化对其做新的阐释,或者以认同儒学基本观念与思维方式为前提,走海外新儒学打通西方现代观念的道路。笔者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需要用不断的新阐释使其既保持活力,又维系先秦儒学的中心化地位,但仅仅通过新阐释来延续儒家的基本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会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论唐君毅的伦理观

唐君毅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从事于新儒学的研究和宣传,为新儒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关于中国儒家伦理精神的阐释,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