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挽歌及其误区——从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谈起

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中,大约很少有哪一部著作的影响能与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写作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相比.该书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本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观念.60年代末期以来,书中的观念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于是,列文森的名字又频繁地出现在批评者的文章著作中.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倡导者杜维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列文森和他的著作.     

儒家思想的宗教性问题(下)

四、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的超越论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当代儒者有关儒家思想之宗教性问题的认识有一转向,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明确肯定儒家思想中包含了宗教的层面;二是,不是从功能方面,而是从思想内涵本身特别是从对宗教性的超越存在的肯定方面,说明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其中尤以牟宗三先生的有关论述最具代表性。（一）性与天道：儒家对于宗教性存有的认识及牟宗三有关思想的演变牟宗三指出：“在西方,宗教问题,当然是指自古犹太思想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基督教而说的;印度,则是印度教和佛教。中国以前虽然没有产生像…     

冯友兰哲学思想研讨会述要

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的“冯友兰哲学思想研讨会”,于1994年12月19日至20日在澳门举行。中国大陆和港、澳两地的近三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冯友兰是我国40年代影响最大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49年以后他仍然笔耕不辍,一再改写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直至去世。冯先生也是一位争议最大的中国现代哲学家,自30年代始围绕冯氏哲学理论和哲学史研究的讨论、争论、批评、批判、辩难等等,可以说从未终止过。进入80年代以来,在有关冯先生其人其书的认识与评价方面,大陆与台港、海外学者之间也表现出较大…     

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辨异

本文不赞同某些研究者片面地强调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同、相通之处,而闭口不谈两者之间在内在精神上的实质性差异,指出:中国哲学精神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传统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传统,此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不安、躁动、无所归依、平面化、虚无、非理性等等,不可同日而语。文章特别深入探讨了它们有关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不同认识,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都十分注重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但西方哲学自现代而后现代,是不断地走向语言自身,最终把语言上升为本体,凸显语言形式本身的创造性;中国哲学则注重语言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关系,旨在肯定“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前提下,寻求一条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道路,以期最终实现对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的追求。作者认为,中国哲学统一了理性与理想、真理与价值的“中道”智慧,将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和理想主义的重建产生积极的影响。     

九十年代儒学发展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儒学发展和儒学研究,虽然空前繁荣,但此所谓繁荣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史”的繁荣,而远远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思想上、哲学上多元创造的时期;虽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如儒学与少数民族、儒学与区域文化、儒家管理哲学等等,但主要的还是围绕着儒学与现代化、儒家与后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道之争、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等几个重大问题而展开的。     

儒家与生态

·发起人按语·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于 2 0 0 2年 8月 5日在北京举行 ,这是一次小型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 ,作为“当代中国思想论坛”第二次会议 ,由《中国哲学史》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共同发起。参加讨论的有任继愈、汤一介、杜维明、余敦康、张立文、蒙培元、聂振斌、余谋昌、李德顺、郑家栋、李存山、张学智、卢风、雷毅、白奚、乔清举、黄玉顺、张志强、张利民、彭高翔、陈静、郭沂和任文利 ,此外还有一些博士生参加旁听。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及诠释的面向——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说起

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诠释方面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立场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 ,而从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学坛的走向来看 ,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普遍主义的诠释方法和立场 ,明显地占了上风。普遍主义的诠释体现了一种将儒家思想哲学化、形式化 ,使之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摆脱历史因素的纠缠的努力。此种努力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道统”的超越性品格 ,认为儒家思想及其发展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结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是否认儒家思想中包含着某种以血缘差等为基础的特殊主义伦理学 ,强调“仁者爱人”的普遍性…     

“全球化”大潮中的孔子儒家

历史上孔子儒家的发展实际上关涉到两条线索:一是时序性的延革与发展,即由先秦而汉代而宋明而近代,直至当代新儒学的兴起;另一条线索则表现为地域、空间范围上的扩展,即儒家思想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传播并发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条线索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或更早;当然,孔子儒家最终成为东亚文明的象征及所谓“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则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趣的是,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学坛围绕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所开展的有关“东亚工业文明”的讨论,也同样是在两条线索上展开的:其一关涉到新兴的东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