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序方式： 共有7条查询结果，搜索用时 15 毫秒
1
1.
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四种“身体”:类型与议题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东亚儒家思想传统所见的四种“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社会规范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隐喻的身体。在东亚儒家思想中,“身体”在空间上处于社会政治脉络之中,并在时间上受到历史经验的召唤与洗礼,因此而成为一种既是理性又是感性的主体。“身体”有其不完整性,但是从不完整臻于完整之关键则在于“气”。在东亚儒学中,“身”与“心”虽具有互相依存性,但仍以“心”居于首出之地位。 相似文献
2.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相似文献
3.
该文分析十七世纪蕅益智旭(1599-1677)对《论语》的思想世界的解释。该文首先指出,智旭以无限生命、死生一致的观点作为核心,重构孔门的生死观,再以心学之立场重新解释孔子思想中的“学”、“道”与“天命”三个重要概念。智旭将“学”解释为“心”之觉醒,将“道”理解为“空生大觉”之道,将“知天命”解释为对“不生不灭之理”与“虚妄生灭之原”的通透。凡此种种新诠,在东亚《论语》诠释史上,均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展现王阳明以后以“心”学解释经典的“自由的”学风,另一方面则显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想趋向。 相似文献
4.
传统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时间"与"超时间"概念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在中国文化中,“时间”铭记刻画了人所身处之境况、时势的脉动以及历史中的个人的种种表现,绝非只是对自然事件的机械式载录而已。在传统中国历史思维之中,以永恒典律(如“道”、“理”)或不朽范型(如尧、舜、三代)为标竿,而尝试去存留、体现的实践过程,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领悟历史上存在过的典范,并将这些典范接引、召唤至人们所生存的时代,也因此中国文化中的“时间”概念寓涵了某种的“超时间”特质：中国人对过往历史的学习,其实只是掌握“超时间”的基点,其究极目的在于将典律范型落实于当代时空之中。中国人所认知的“时间”概念与人文关怀紧密相系;历史上的“时代”就是“时间”的会串、整合与界分;所谓“超时间”乃是从各时代中提炼出的典律范型;而经由人们的描摹叙述,“时间”会经由口语及交书而被转化成“历史”。抽象的“超时间”概念实取自“时间”,俯瞰着“时间”的流转,并且贯穿了整部“历史”的发展。本文先论述中国人文主义具有强烈的“天人合一”特质,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政治取向,一切思想都落实到当下即是的人生与现实。人与自然、超自然的关系在传统中国仍被统纳入“人事”的范畴。本文第一节论证中国史学体现：中国历史意识中,“时间”与“超时间”有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时间”将确切发生的一桩桩事件织结成全幅的网络,而“超时间”是从网络中凝塑出来的中心意义。第二节论证“时间”如何汇淬成“超时间”,而第三节分析“超时间”必须以“时间”为基础始可形成,最后一节则对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相似文献
5.
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本文在评介日本中国“身体观”研究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呈现的“身体”与作为展现场所的“身体”,并指出中国文化中身体之“内外交辉”的特质。 相似文献
6.
7.
本辑的三篇文章,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经典?”学术研讨会（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山大学哲学系,2001年12月15-16日）（1）的论文。以“什么是经典?”为题,其实不是拘泥于关于经典的定义,而是想引发出对与之相关的思想学术文化问题的广泛讨论。选在这里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化对中国文化中“经典”意义的探讨。黄俊杰教授的论文《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以中日儒者释经的观点为据,揭示儒家经典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形上学与心性论三个重要内涵。这一思路着重的是经典本身所隐涵的内在价值。王中江教授的《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上。论文分若干层面描述了儒家“六经”形成经典的历史轨迹,强调了教化之典与政治之典同制度结构的关联。陈立胜教授的《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则通过对《大学》公案的研究,从“论说方式”入手揭示儒门之争背后的思想预设,从而展开对经与传、经与经、经与道以及经与解之间多重意义关系的结构分析。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以儒家经典当作中国经典的标准形态来研究,反映了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过,这一专辑的选目并非暗示现代的经典解释学（姑且用这一说法）完全等同于传统经学 相似文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