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动机内在主义：一种基于道德理性主义的策略

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道德概念蕴含着道德的要求与规范性理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根据这一概念性主张，一些哲学家发展出一种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道德判断动机内在主义。反对者则通过挑战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来反对这一版本的动机内在主义。然而，拒绝这一概念性主张将导致我们无法解释人们的道德信念的来源，从而让道德语言实践成为不可理解的。只有接受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我们才能对人们如何形成道德信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这一概念性主张为真，而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动机内在主义可以得到辩护。     

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德福困境的理性主义症结及其出路

从自在方面来说,德福困境是个伪命题,因为道德是为义务而义务的,而幸福概念的所有成分都是来自经验的。但是生活世界中的人又具有德福一致的信念,同时纯粹道德义务消除自身抽象性的方式要付诸生活世界,所以生活世界是德福困境命题得以成立的前提。生活世界中的德福困境又具有其理性主义的症结,因为近代启蒙理性既不能为道德奠基,也不能兑现它所许诺的幸福。德福困境消弭的可能性在于重拾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价值观。     

对葛瑞汉和陈汉生先秦哲学“理性”的考察

运用“理性”概念来诠释先秦哲学的确有助于揭示中国思想的特点,但同时也揭示不同学者对此概念运用的任意性。无论是葛瑞汉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理性论辩的宣称,还是陈汉生对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理性”概念的断言,都仅仅从两个不同角度说明西方对“理性”的传统定义并不能完全概括东西方的相应经验。这一解释模式所揭示的,不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恰恰是西方概念体系的局限。     

神经科学的规范伦理学意义——以约书亚·格林的双重进程理论为例

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借助f MRI技术探究人们面对电车难题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时大脑的运行特征,提出道德判断的双重进程模型以解释道义论判断和后果主义判断所依赖的不同心理进程,并进而得出:由自动的情感进程优先支持的道义论判断,较之于由有意识的推理进程优先支持的后果主义判断是缺乏可靠性的。虽然格林的神经科学研究对探究规范性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但是鉴于其规范性结论的经验性前提和规范性前提都存在重要缺陷,因此尚不足以对后果主义和义务论之争做出实质性的推进。     

儒家伦理与情感

情感在伦理学中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情感性质的理解。传统的西方伦理学往往在预设的情感-理性之二分(dichotomy)中来看待情感的作用,而当代西方则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理解的一定程度的更新,这一更新提醒我们,情感当中恰巧存在着我们原以为理性才具备的一些特质,例如认知和判断。(参见所罗门;卡尔弘与所罗门;奥克莱;波克芙尔)当然,这种更新后的对情感的理解能否完全取代传统理解还是一个问题,但它似乎更能够解释我们的伦理生活,并且能更好地契合品德伦理学中的实践理性概念,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从理论上讲,如果情感是建设性的,…     

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     

道德能力与情感的首要性

理性主义认为,"道德能力"概念本质上是一种以认知、推理和判断为核心特征的理性能力,是理性能动性在道德实践中的发挥和运用。受罗尔斯等康德主义者的影响,这种理解在当代英美道德-政治哲学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并且也似乎能够获得经验证据的证明。然而,最近的一些经验科学证据表明,支持理性主义理解的经验证据是存在问题的,建基于其上的哲学理解因而也值得质疑。通过分析新证据,重新理解"道德能力"概念,有助于重新认识情感能力在人类"道德能力"构成中所占据的地位。     

休谟“同情”理论与心理治疗

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观点与现代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他认为理性的作用必须通过情感这一中介,“理性和判断由于推动或指导一种情感的确成为一种德性的间接原因。”休谟的同情为理解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变化提供了参照,本文试图用这种“情感传导”来说明心理治疗中的人格变化的实质,并发掘其对现存心理治疗缺陷的矫正指导价值。     

道德实践的动力问题——以东亚的性理学为例

在道德哲学中,通常认为,只有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才会为道德实践提供动 力,而单纯的道德理性则不会。而东亚儒学,尤其是东亚性理学,对此问题其实有深入的讨 论。从朱子、王阳明、刘宗周、李栗谷、李退溪等人的思想来看,在人的心理意识结构中, 情感、意志、理性都可以为道德实践提供动力。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家对这三者的侧重或排 序有所不同而已。对道德实践而言,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为我们提供道德实践的动力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道德实践动力的认识。     

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从道德情感走向道德自由

道德情感是人所具有的高级社会性情感,是与人的道德认识相伴而生的,是人产生善的道德行为的力量和源泉。本文在对道德情感进行伦理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相通性进行了阐释,并针对今天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情感缺失问题指出,道德自由的境界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和谐统一的境界,人类要走向道德自由的理想王国就必须将道德情感还原于人的生活世界中去,给予道德情感应有的地位。     

走向情感主义：迈克尔·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述评

迈克尔·斯洛特是西方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开拓了德性复兴的情感主义"新方向";他先把"关怀"德性预设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事实,再把"移情"当作它的外在的、生成性评价机制,构建了一种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道德知识论上,移情也是沟通道德之"知"与"行"的经验参照;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论语境下的解释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道德行动理由论争与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

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在道德行动理由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不仅要回答来自对方观点的挑战与质疑,而且还共同面对着当代知识论中融贯论和境遇论对基础主义所提出的挑战.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道德行动来自行动者理性慎思与情感认同相互自洽的结果,这种自洽性体现在行动者的“选择”上.选择是理智的欲求.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不仅避免了当代道德行动理论中理性与情感的分裂问题,还突出强调了道德行为者必须承担起道德行动所带来的责任问题.     

波普尔、归纳问题与理性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否真地解决了休谟的归纳问题,学界的回答通常是否定的,人们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证伪主义暗中引入了归纳。艾伦·马斯格雷夫于2004年为波普尔作出了辩护,这种辩护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波普尔的观点,但也为他的哲学图景增加了一些富有活力的要素。本文试图结合这一辩护策略,重新考虑证伪主义的理性主义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逻辑、心灵以及理性这三者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概念地图。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