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式焦虑症与自由的价值

以赛亚·伯林的消极/积极自由二分法建立在一系列误解之上.一方面,即使我们接受伯林指派的观点,把自由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内在善性的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像伯林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将对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设想为一个融贯的思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伯林的“不受他人故意干涉”思想作出反思,我们也并不能将其当作是具有内在善性的价值的一个要件.伯林的误解根源于他对客观价值观念的某种过度焦虑.     

第二人称观点、规范性与道德可说明性

规范理由与激发理由之间的张力,在现代道德理论的外在"立法"模式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不论是第三人称观点的后果主义还是对道义论的某种理解,都不可逃避地存在着这方面的缺陷。达沃尔在他对"第二人称观点"的阐发中,试图调和"费希特观点"、"普芬道夫观点"和"斯特劳森观点",对"规范性的源泉何在"以及"何以理解道德规范的客观性"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为理解规范理由与激发理由之间的连接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生活之善”与欲望的满足

欲望满足理论是解释"人类福祉"概念的主要理论策略。相对于替代理论方案来说,欲望满足理论具有优势。它既不像快乐主义理论那样承诺了一种纯粹的主观主义,又不像客观主义理论那样屈从于"家长制"的批评。通过"欲望"概念所兼有的命题性涵义和态度性涵义,欲望满足理论同时能够说明"生活之善"的"真实性"和"个体性"。但是,"欲望满足"受制于某种第一人称界定的"受益条件",从而存在自身的理论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一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信息充分条件下的欲望满足理论"。这个表面看起来是一种修正方案的论证策略,却将欲望满足理论带向了彻底失败的境地。     

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路向——第四次全国经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伦理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伦理学会经济伦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全国经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等地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围绕"面向实践的中国经济伦理学"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角度,分别就"经济伦理基础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伦理反思"、"公平正义与财富伦理"、"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金融危机的伦理审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探究新课改下基础美术课程评价方式的新要求

令人瞩目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在我国各地蓬勃展开.作为每一位关心新课程改革的教育者都应了解"课程评价"是这次改革大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伦理学:现代道德哲学及其代价

现代道德哲学认为,在现代道德世界,伦理探究的合法工具是哲学;而以哲学化方式,证成特定伦理生活形式的价值和客观性是伦理探究的主旨议题。但是,由于现代道德世界的某种固有特征,现代道德哲学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论证裂隙。为了弥合这一裂隙,现代道德哲学试图诉诸于某些有关人性的哲学化论证。这些尝试是失败的。它们的失败,不仅在于其具体论证策略不恰当,更说明哲学化并不是对伦理学学科本质和事业目标的恰当理解。     

“做”伦理学:“做法”革命与美德复兴

伦理学有诸多"做法",哲学伦理学是其中一种。现代美德伦理学是20世纪哲学伦理学的一次"做法"革命。早在1912年,普理查德就预见到现代美德伦理学的可能性。但是,对"义务"概念的迷恋和对"美德"缺乏"行动引导"功能的担忧,阻止了普理查德的探索之旅。1958年,安斯康姆构想了一种新型伦理学,消除了普理查德的困惑,现代美德伦理学正式诞生。同时,福特围绕伦理概念的本质开展探索,进一步展现了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革命性意义,为后来"厚概念"学说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现代美德伦理学诞生60年之际,回顾它的"初心",有助于中国学者创造自己的现代哲学伦理学。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对民主之恨

从柏拉图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再到20世纪的诸多理论家,雅克·朗西埃在该著中简述了民主观念史。在此基础上,朗西埃为我们指出了民主的实质:民主不同于政治,它不是一种制度类型,也不是一种社会形式,而是那些既无权统治也无权服从的人们所特有的权力,其目的在于支持善的统治。民主通过全面打击一切建立在精英特权之上的权力形式来进行治理,由此对民主的恐惧乃至憎恨就植根于新的统治阶级之中.     

价值、理由与后果——彼得·雷尔顿教授专访

彼得·雷尔顿(Peter Railton)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哲学系教授、美国哲学学会中部分会主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在伦理学和科学哲学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领先的论著.在本采访中,雷尔顿教授就元伦理学的学科属性、实践理性的本质、道德心理学的视域和方法、后果主义的基本关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