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德福统一的伦理学路径

在西方伦理学中,围绕德福关系问题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功利论、德性论、义务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正义论。为摆脱其各自的局限性,可以将上述几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伦理学理论框架:道德规则的功利论,旨在按照促进人的幸福的要求选择社会的道德规则体系;道德行为的义务论,旨在将遵守具有幸福指向的道德规则作为人们无条件的道德义务;道德人格的德性论,旨在通过道德人格的提升使个体具有履行无条件道德义务所需要的德性;道德关系的正义论,旨在通过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调整使社会在总体上达到有德者有福,无德者无福。四个方面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德福统一。     

道德悖论视阈中的德福悖论

德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哲学的重要问题.德行是否与幸福保持一致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某种道德理论的判断和评价.运用道德悖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一种新的视角来分析、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现代德性伦理所追求的提升道德主体的整体德性,对于克服功利主义和单纯义务论对德福关系的简单理解.正确理解德福悖论具有借鉴意义.     

论康德的德福一致结构

德福一致几乎是所有伦理理论都追求的德福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德福如何一致,即德福一致的结构是怎样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基于人的道德性与自然性的关系、善恶原则共居的特性,将人的意志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时的道德性意向和力量概括为德性,将幸福限定在人作为自然存在者所不可避免地要追求的状态上,从而构建了德性与幸福一致的结构,即德性与配享的幸福相一致的结构.     

在幸福的途中：道德何为？道德何以为？

现代人伦理生活境况中一个重大改变在于德福之间固定的、一元决定论的关系不复存在了.于是,对于现实的幸福而言道德成为“不彻底”的规划方案:一方面,国家共同体中的幸福规划成为“被幸福”的现实;另一方面,个体化追求幸福的规划却成为“被幸福奴役”的现实.现代伦理生活中的幸福是一种“缺失感”、“不在场”的存在.这不是简单的有德无福、无德而有福的道德悖论现象的延续,而是现代德福观、德福践行模式的转变.如何克服道德规划的不彻底性,打破“在……途中”的幸福魔咒,成为重大的现代性课题.扭转道德哲学模式,一种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世方案,注定不是在终极的幸福家园中的生活,而只是在历史生活中的幸福,克服“物化”的幸福生活逻辑,改变不幸福的当下因素,过一种有伦理的幸福生活.     

道德形象与个人命运

"道德形象与个人命运"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曾以"德福一致"的问题出现,大多数伦理学家主张"德福紧密联系"甚至"德福一致"。在现代社会,道德形象确实关乎个人命运。因为道德形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道德形象是把握人生机遇的重要因素;道德形象是创造人生幸福的关键要素;道德形象是追求人生幸福题中应有之意。     

德福配享作为一种道德信仰 ——简评王海明先生的德福观

德行都应该配享幸福,这是人类一种素朴而普遍的公义愿望诉求和道德信仰.在本质上道德与幸福是两种价值,二者本无必然之因果关联.根据王海明的分析,道德只是实现幸福的“正相关要素”之一.所以,德福一致并不取决于德行一维.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根本上也不取决于个体或社会群体的德福一致和德福背离的次数比例.但社会的道德向善选择却需要德福配享作为内在的信念支撑.德福配享,本质是人类社会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种道德信仰.     

法权：康德幸福论此案性的回归

康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德福不一”的困境,而作为至善的世界,应是德福一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试图通过“三公设”之设定来调和这对矛盾,但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在晚出九年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提出了“法权”思想,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幸福从彼岸回到此岸.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之辩

德福之辩是贯穿古今中外的一个恒久课题。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德福之辩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并试图对德福相悖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由此形成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观。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于道德与幸福的探究存在着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德福思想,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德福观。当代西方伦理学者也不断深入探究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面向,表现出一些现代性特征。虽然中国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是冲突,但在德福问题上可以形成对话和商谈。     

中国社会中的“幸”与“福”及其“德福一致”信念

"德福一致"的信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以一种新的伦理学方法——伦理人类学来看,幸福的中国化话语是以"幸"与"福"之意义合成,它分别从消极与积极的层面与道德关联,表现为伦理终极实体"天"、"命"等的必要、伦理共体中的道德生活以及以家庭为主的三大特色。随着伦理道德的"祛魅化"和家庭生活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式的"德福一致"信念逐渐瓦解,当下中国社会重塑"德福一致"信念的两大关键是:重新找到伦理终极实体与实现社会公义。     

从“大德受命”到“德福一体”——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早期儒家德福观

通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观和早期儒家德福观的比较,我们发现中西德福观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德福一致的道德应当性,都承认德性对幸福的优先性。但在德福一致的实现上,表现出不同的诉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实现都有外在善条件和神学的最终保障,具有外在性和宗教性诉求。而先秦儒家或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或时命不济而修身俟命,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董仲舒通过德福顺天、君圣合一、德福一体的正当性证成和制度性保障,使得德福一致成为天经地义的天意,而按天意安排的人间正义秩序,必然是一个德福一致的有道社会。董仲舒德福一体观,把德福一致从天上拉回人间,把先秦儒家的修身俟命落实到当下现实,标志着早期儒学德福观发展的成熟。     

人的双重有限性与至善的概念北大核心

康德在至善的概念中引入幸福,引发了诸多质疑。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人既具有理性的有限性,又具有存在的有限性。这两种有限性有密切的联系,导致康德的伦理学存在着张力。将幸福引入至善的概念中,正是康德重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体现。然而,这也使得康德在一些论述中让人们以为他违背了意志自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促进至善的义务在客观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义务,只是在主观上添加了道德的人具有获得幸福的资格与希望。康德在后期可能试图消除人们的误解,在人的双重有限性的张力中,他更突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因为它才是其构建道德的纯粹性的着眼点。     

形式、目的和强制——康德划分法哲学和伦理学的根据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认为,义务的根据不在于行为的目的而只在于其 准则的普遍性形式,但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又认为,行为准则的普遍性形式只是法权 义务的根据,而伦理义务中的德性义务的根据不仅包含行为准则的形式,还包含行为的质料 ,即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两部著作并不矛盾,因为义务的不同根据处于康德义务体系从抽 象 到具体的不同层次。行为准则的形式性条件是定义一般义务的充要根据,同时也是确定法权 义务是义务的充要根据,因为法权义务取决于保障外在自由的彼此共存的普遍形式。形式性 条件也是规定伦理义务中的德性义务是义务的充要根据,但在此之上还需要附加上质料性条 件以便将之与法权义务区分开来,因为履行德性义务的强制的唯一来源是自我强制,而这种 强制预设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作为情感的爱与作为义务的爱

<正>一康德在讨论道德行为时,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爱的问题。如人们所知,康德是不赞成以爱这种情感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的。因为他认为,一方面,爱作为一种情感具有特殊性、相对性,而不具有普遍性,但作为义务之根基的道德法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爱不能成为道德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义务或责任,应当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义务是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动的必要性"。     

论尊严

对人的存在而言,尊严与权利相提并论.尊严是指个体和共同体的存在所享有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包括尊重和自尊.同时,不能把尊严仅仅理解为权利,尊严还是心灵的情感、感觉,尊严是一种道德情感,具有道德属性.人的尊严是对人存在的基本价值主要是内在价值、人格价值的确定.人因为会思想,因为有理性而配享尊严.尊严感丧失,造成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尊严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和建设一个崇尚尊严的社会,对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是有价值的.     

略论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

义利观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它由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两个逻辑层次构成.义利之辨层次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孟子正确审视义与利之间的选择性张力,既能鲜明地坚持道义论的基本立场,又能够对经济生活进行独具特色的伦理辩护.与这一“显层次”相比,德福一致是孟子义利观的“隐层次”,但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德福一致的强调,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消解现实生活中的义利之争和思想意识中的义利之辨,是立足于主体素质的建设本身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重新梳理孟子义利观的逻辑结构,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道义论传统的文化意蕴.     

论太虚人生佛教中的德福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的德福问题,一直是先哲圣贤探讨的重要议题。太虚大师在坚持德福一致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佛教三世因果论和道德学说的分析考察,主张用"抉伪披真"和"广施慈悲"的方式化解德福相背的现实矛盾;用不断增强个人行德信念、妥善处理社会人伦关系、努力推进国家法治建设的方法实现德福和谐的道德理想。这一主张不仅为我们解决德福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我们推进以德治国的道德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

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作为道德义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有着其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视阈中的道德义务的规定性。从道德义务的主体看,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主体是从事公益活动的人,既包括参与公益活动的个体,也包括参与公益活动的组织。从道德义务的内容看,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主要是指对弱势群体实施无偿救助,维护和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帮助他们过上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公益主体切实履行救助弱势群体的道德义务有着十分重要的道德价值。     

何谓彻底的无神论?——兼论无神论者的道德观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无神论者在西方国家往往会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因为道德被认为需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然而,通过对“欧绪弗洛困境”的解读可以看出,道德与宗教实际是相互独立的。道德可以建立在理性与自律的基础上,但是在“德福一致”的要求下,它还可能滑向有神论或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并不等于真正的无神论,无神论与科学都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者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无神论也同样面临“否定道德”的指控,而本文的分析将说明,马克思主义否定的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教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只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才可能成为道德的人。     

忠诚与幸福关系的论证

在道德生活中,人们总是无法回避"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其实质是要解决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通过反思正义、智慧、节制等具体美德是否促进幸福来论证上述问题,但是鲜有人系统地论证"忠诚"与幸福的关系。忠诚对幸福的影响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视为对幸福不那么重要。我们试图从儒家伦理、美德论、功利论、义务论和积极心理学等维度论证忠诚对人类幸福具有某种促进作用,但是尚未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忠诚与幸福具有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