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     

康德论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及道德动机

自从康德的道德哲学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对其动机学说质说纷纭,发展到现在,甚至有人质疑实践理性概念的合理性。综合考虑康德的道德学说,我们会发现,从意志概念入手,康德论证了意志概念作为一种欲求能力把规定根据置于主体的理性中时,意志作为自身的根据表现为一种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在成为自身的决定根据时,理性法则作为一种准则的法则通过影响人性倾向而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从而成为意志行动的动机。     

捍卫动机内在主义：一种基于道德理性主义的策略

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道德概念蕴含着道德的要求与规范性理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根据这一概念性主张，一些哲学家发展出一种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道德判断动机内在主义。反对者则通过挑战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来反对这一版本的动机内在主义。然而，拒绝这一概念性主张将导致我们无法解释人们的道德信念的来源，从而让道德语言实践成为不可理解的。只有接受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我们才能对人们如何形成道德信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这一概念性主张为真，而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动机内在主义可以得到辩护。     

人性的绝对价值能否成为道德动机——对自然化康德伦理学解释的批判

在康德学界中一直存在着对其伦理学的动机空洞性指控,认为康德无法说明人类之所以要将自己置于纯粹先天道德法则的约束之下的自然动机.作为对这种指控的回应,一些英美康德学者试图将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到的人性作为理性本性的绝对价值自然化,以提供一种我们将自己视为理性存在者从而自律地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然动机.但这种自然化的解释不仅违背了康德原文的论证结构,同时也否定了先验哲学的某些根本立场.义务性和道德法则的可能性并不是通过引入自然动机的方式,而是在先验哲学整体性视角之下通过对人类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种批判和演绎被确证的.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赋予具体的民族—宗教生活传统的感性直觉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从而否定了康德道德认知主义“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的经典判断.但是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     

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海德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相对于康德的其他主要著作而言,海德格尔对于康德第二批判持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他没有直接去探讨它,这实际上隐含着对于它的一种彻底的思考和批判。由于康德伦理学的根本概念是应当,康德把接受了古希腊以来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关于人的定义,海德格尔把康德伦理学看作是西方形而上学自身发展线条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柏拉图主义理念学说发展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点。人的本质的干瘪化也是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主体主义的根本原因,康德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律只是这种人道主义思考的必然后果。     

论元伦理学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康德主义伦理学被怀疑论者看作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并因此遭到它的批评。实在论者则把康德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加以辩护。科斯嘉承继并推进了罗尔斯所实现的康德主义的元伦理学转向,在回应对康德主义外在实在论批评和辩护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程序实在论,并把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加以辩护,完成了道德实在论的内在转变。但是这种康德式建构主义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即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同时是一种非认知主义。从理论的融贯性来看,与这种康德式内在实在论相适合的应是一种康德式内在认知主义。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

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学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他批判地接受了情感主义者的"道德情感"概念,后者贯穿康德道德哲学的始终。不过在不同时期,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内涵和作用不尽相同。在成熟时期,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主要指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敬重感充当了道德的动机。不过围绕道德动机存在着诸多争议,针对情感因素在动机中的作用,也存在理智主义与情感主义两种相对立的解释。然而如果将人类的道德状态描述成一个由道德现实到道德理想的渐进而无限的历史进程,那么两种解释都可以被包容在其中。     

道德想象力的悖论、矛盾与概念张力探析

在伦理学研究中,道德想象力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术语。对许多学者而言,道德想象力的合理性是一个悖论:我们既无法想象贫乏的道德,也无法任由想象力在伦理学领域的任意驰骋。康德关于两种同情的区分,承认了具有情感联结能力和理性认知能力的道德想象力(同情)的合理性,否定了同情心的道德价值。认知的与移情的道德想象力分别与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具有密切联系,二者对道德影响和作用的机制不同,将二者视为同一事物近乎矛盾。实际上,二者的矛盾与道德固有的高远性与卑近性的特质是相关的,我们可能无法破解这一矛盾,可行的选择是通过探究这一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以确定道德想象力的范围。     

罗尔斯与规范性的寻求

遵循康德式的思想道路,罗尔斯始终强调人格理想在建构道德规范性这一重大课题上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存在着依赖于客体、原则和观念的不同欲望类型,他的正义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学说主要基于原则和观念的欲望而生发的道德动机。具有实践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善观念和正义感),以及追寻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是证成规范性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一阐释,可以有力回应威廉姆斯有关"外在理由"和"抽象人格"的诘难。     

感性的禀赋何以是告诫人的实践理性——对康德良知思想的一种分析

合理解释感性的禀赋与实践理性在良知定义中的共存,是阐释康德良知思想的关键。康德论述的良知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具有理性的普遍形式、被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接受能力而能够被同时称为感性的禀赋、道德的禀赋与心灵的能力。同时,良知根据道德法则告诫人们有作出赦免或宣判的义务,对主体的动机以及理性自身作出判决,并且产生被主体感知的感觉,集告诫、起诉、判决以及间接的动机功能于一体。因此,不能将良知理解为一种经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能将其本质理解为一种理性的道德情感。良知兼具主体接受性与客观普遍性,其真正的本质是自我审判的纯粹实践理性。以良知为切入点反观纯粹实践理性,可以发现,纯粹实践理性自身就具有实践的力量。     

动机内在主义：基于神经科学的挑战——以VM患者的研究为例

动机内在主义主张第一人称的道德判断与行为动机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经验研究虽然不能在积极的意义上证明这种观点，但能够通过举出反例对它提出合理的质疑。以神经科学为基础对内在主义提出的挑战试图论证，VM患者能够像正常人那样作出道德判断，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动机，因而可以被看作现实世界中的无道德者，并构成内在主义的反例。但是，对相关证据的考察表明，这种挑战低估了从神经生理指标推断出心理状态的难度，以及动机状态的复杂性，因此并不足以对内在主义提出决定性的反驳。不过，视野更加广泛的经验研究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动机内在主义要作出进一步的回应，可以尝试对VM患者的动机状态作出更好的解释，或者转向有条件的内在主义，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对所适用的行动者作出限制。     

认识、情感以及欲求——对康德定言命令学说中诸能力之结合的反思

定言命令作为人的意志的最高原则,首先预设人具有认识、情感以及欲求这三种能力;其次预设低级欲求能力和高级欲求能力的区分。从低级欲求能力出发,人按照以偏好为基础的准则行动,从高级欲求能力出发,定言命令对这些准则进行检验,要求这些准则具有普遍的立法形式。敬重感标志着高级欲求能力的存在,广义的道德感有识别道德情境和直接驱动性的作用。人追求自身的幸福和自由,希望不受他人的阻碍,在道德法则的范围内,做想做的任何事情。然而,特定的激情和情欲会导致人丧失自我,这种丧失是在实践上最大的恶。由此,作者论证:自我拥有是康德实践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尽管康德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尚未明确地提到这个概念。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新时代”：需要神话的科学时代

“新时代”运动是社会主要裂痕的一种征兆,这种裂痕则存在于那些强调主观,内在体验观点的人和那些强调客观．理性观点的人之间。这种裂痕可通过综合这两种观点而得以弥合。     

政治与道德的分与合——论康德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有分界、冲突、一致等不同表现形式——政治与道德严格分界,如果发生冲突则提交道德来裁决,政治在根本上以道德为基础。其不同形式具有内在关联,它既体现了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的关系,也是康德理性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政治是理性的产物,道德也产生于理性。全面分析康德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想,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很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