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辩护理念

公共辩护理念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从根本上说,公共辩护可以看作是自由平等公民间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采纳何种"相待之道"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和论辩,它主要诉诸公民的实践理性,是公民彼此间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的一种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根本原则获得公共辩护的标准,不可能存在于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未"祛魅"的实体那里;也不能等同于理论理性领域里的正确的逻辑推演或因果推导。这种检验标准只能是:在满足实践理性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这个标准里蕴含着政治自由主义公共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它试图为政治权威行使的正当性提供好的规范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可以合理接受的。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政治自由主义和公共理性的局限性

这篇论文分析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局限性.这一点是通过批判其公共理性的不足来阐明的.这个论述分三部分来进行:第一部分分析公共理性和话语,第二、三部分分别进行民主缺陷和社会缺陷的解释.这些缺陷被分析为是对公民参与政治社会条件的一个根本限制.因此这个分析集中于过去十年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 J.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这篇论文认为在他的理论中有两个缺陷:一是随着个体向社会的不完全整合而带来的缺陷--民主缺陷;二是与低估正义的社会分配维度相关的缺陷--社会缺陷.     

理想的公共生活如何可能——对"公共理性"的一种政治伦理学阐释

追求理性的公共运用是现代公共生活的核心理念.公共理性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理性,运作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意在生成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与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当性共识,以促进公益、维护公民之权益.公共理性的存在与有效运作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治理具有积极的价值与功能.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情感与罗尔斯公共理性再释

个人自主与“强迫自由”之间的紧张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重要困境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另一方面,人可能是无知、自私和反复无常的,所以自由的内涵往往被精英们所定义,这种“强迫自由”沦为他治和权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他论证了一种不依赖于分歧观念的政治正义观,以此兼顾人的自主与政治的共识。不过,罗尔斯的方案缺乏实践的可行性。本文重新思考情感在公共理性所扮演的角色,从情感角度修正罗尔斯的理论。     

公共理性与公共领域理念的扩展

有一种广为接受的批评认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存在政治缺位的问题,而且它的公共理性理念严重地限制了公共领域中政治慎议的活力。但原初状态中所塑造的公共理性应当被解释为一种慎议政治的模式。根据这种解读,政治自由主义与公共理性恰恰在两个方面扩展了公共领域理念的政治潜力:一是把制度法律结构的建立间接地确定为公共领域理念与慎议政治的产物;二是基于公共领域的理念塑造了私人自主性,并在良序社会中将私人自主性与政治自主性置于平等的价值位阶上,最终实现了两种自主性的同源性。     

公共理性的道德基础：对人的平等尊重

主张罗尔斯式政治自由主义的人认为，政治决定的作出需要建立在所有公民都能合情合理接受的基础上，也就是需要满足公共理性的要求。在这一要求背后蕴藏着一个更根本的道德基础，就是“对人的平等尊重”的道德原则。这一道德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其呈现了综合学说的最低限度内容，因此它能被所有合乎情理的公民共享而超越了合理价值分歧对于综合学说在政治辩护中的排斥。同时，这一道德基础也足以产生实质的公共理性的要求，这需要我们看到真正的对人的平等尊重是一种内容独立而相互承认的尊重。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及其与正义理论的关系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在完善其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念,但它并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它只是在本初意图上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演变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形态。罗尔斯之所以将公共理性理论脱离原有的正义理论,在于其正义理论的失败。     

协商民主的路径——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沟通、交往的理性实践观来实现公民主体与权力主体的平等交流,强调通过讨论、交流、对话等方式培养交往主体的公共理性精神,实现政治民主.协商民主以理性对话的柔性机制,创新了对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形式,符合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路径.     

公共世界之惑

熟悉阿伦特文本的读者应该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阿伦特坚持认为任何制造活动都不属于政治领域,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作为政治领域之重要观念的公共世界却又与制造活动尤其是故事讲述者的制造活动保持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旨在通过对阿伦特思想中行动、制造以及世界之关系作一番分析,揭示这一鲜明矛盾背后掩盖的事实是阿伦特无法成功地将工作或曰制造排除出政治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制造对于阿伦特推崇备至的公共世界而言是构成性的,作为其结果,与制造活动相伴的暴力在政治领域也就是无可避免的现象了,改变的只是其形式。     

从道德建构到政治建构——论罗尔斯的制度理念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坚持政治价值的独立性,走出道德多元论的困惑,开辟了政治证明的新传统.罗尔斯吸取了康德道德建构主义的精髓,以公共理性精神为出发点,阐释了政治建构主义的证明方法.他提倡民主的政治制度,他的政治建构主义的理念与原则内在于民主政治生活,消除了先验理性的形上色彩.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所倡导的政治价值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伦理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个人权利的充分张扬,私人利益和公共伦理之间显示出深刻的矛盾。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将这一矛盾的解决归于市场过程,黑格尔主义则寄望于国家权力。二者都忽视了公共交往在伦理建构中的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交往所形成的公共伦理,是市场经济社会在自身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理性力量。它克服了市场交换原则和政治强制原则的局限性,为这一矛盾不断的解决提供了动力。     

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审视

适度妥协是政治运行的灵魂。政治妥协作为现代社会化解矛盾、应对冲突、引导多元主体互利共存的理性方式,有着内涵丰富的伦理意蕴和重要的伦理价值。在社会冲突发生的公共场域中,政治妥协涉及个人伦理、行政伦理和社会伦理等多重伦理。然而,社会矛盾易激化、社会冲突易升级、政治妥协难以起效的现状,反映了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从伦理危机生成的角度看,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失效是由于个人有限理性的显露、行政权责失衡的陷阱和社会公共理性的缺失造成的。而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推进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建构,基本的途径应该包括着力提升珍视道德理性的个人伦理、避恶扬善的行政伦理和追寻公共理性的社会伦理。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论康德的"公共性"及其理论价值

在学术界对康德思想的讨论中,"公共性"问题却被忽略.而这恰恰是把握康德政治哲学特质的关键所在.在康德看来,任何政治判断都应该是一次"启蒙".而启蒙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正是由于理性的公共使用,政治判断才有可能成为批判的、辩论的共识,进而才能获得深厚的民情民意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康德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并赋予其新的意涵,从而凸显了"公共性"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康德思想体系中的转向意义.     

公共辩护的理由结构与有效性

对正义原则的辩护要求公民都能够找到理由去支持它,而这种辩护理由的构成方式可能是不同理由的各自收敛,也可以是在共同理由基础上的一致确认。罗尔斯的公共辩护工作采纳的是一种综合辩护策略,分两个阶段面向公民完整统一的实践理性作辩护;此策略及阶段性特征都是由他持有的实践理性观念决定的。     

对话：医学人人文中的普世关怀与公共理性

对话主张,我们不妨暂时放弃最高限度的理想化方式（终极关怀）,转而寻求宽容、宽泛前提下的公共理性,医学不仅是科学的,更是人文的。而要推动技术教育至上背景下生长的一代青年学子完成这样一次沉重的转向,有两门学科不可绕过,一门是科学史,另一门是科学哲学。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在建构公共空间中寻求政治认同——鲍曼公共空间理论的视角

公共空间(领域)作为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与市民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公共交往和理性批判为内容,为国家政治认同提供合法性支持.鲍曼以全球化为背景,对“流动的现代性时代”(后现代时期)公共空间的衰落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提出了引入“基本收入制度”、倡导“为了他者”的道德两条途径建构公共空间,重构政治认同的平台,寻求政治认同,实现社会团结.鲍曼的公共空间理论对于正在走向现代性的中国如何建构公共空间、寻求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