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伦理理论的两种类型

在西方基督徒中间,对与性、家庭生活和医学伦理问题相联系的个体道德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存在着两种伦理理论决定着他们的观点,第一种道德判断是"道义论",另一种道德判断叫做"后果主义".     

政治中最低限度的道德

本文探讨了可适应政治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主义路径的或多或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观。以某些关于道德的老生常谈为基础,我们分离出了一系列道义论和后果主义的概念和原则。重点放在正义、自主和消极义务的概念上。我们聚焦于这些原则的实力和意义,及其在道德理性上的作用和成为主流与前提的能力。     

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的分析

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实验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实验1探讨个人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高个人权力感显著增加被试对规则的敏感，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实验2考察回忆任务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发现相对于低权力感启动的被试，高权力感启动的被试在进行判断时更关注行为的结果，对规则更不敏感，这说明启动的权力感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抑制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     

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及其理论解释:基于CNI模型的视角

权力感指个体对控制他人和自身的能力的感知。现有权力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主要使用传统两难困境范式,围绕权力感影响主体道德判断的功利论倾向与道义论倾向展开,且研究观点尚未达成共识。由于传统两难困境范式的局限性,研究者开发了道德判断CNI模型探究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该模型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未来研究可关注CNI模型视角下不同类型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以及探讨特质性权力感与情境性权力感对个体道德判断差异的联合作用。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道德差异与人的不可侵犯性

后果主义者认为,一项选择(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道德重要性取决于它所产生的后果,因此不同类型的选择之间并没有内在的道德重要性差异,这被称为后果主义的等价性观点.义务论者卡姆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她认为不同类型的道德选择之间存在着道德重要性上的差异,这一差异对后果主义的道德要求构成了义务论约束,使得行为者至少在某些情形下不应当实行某个行为,即使这个行为能够产生后果主义者所认为的最好后果.卡姆进而通过诉诸人的不可侵犯性来对道德差异进行辩护.     

第二人称观点、规范性与道德可说明性

规范理由与激发理由之间的张力,在现代道德理论的外在"立法"模式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不论是第三人称观点的后果主义还是对道义论的某种理解,都不可逃避地存在着这方面的缺陷。达沃尔在他对"第二人称观点"的阐发中,试图调和"费希特观点"、"普芬道夫观点"和"斯特劳森观点",对"规范性的源泉何在"以及"何以理解道德规范的客观性"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为理解规范理由与激发理由之间的连接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最大化合理性、个人观点与道德理由

作为现代道德理论的一个基本形态,后果主义的标准形式同时坚持"最大化合理性"和"不偏不倚的和非个人的行动理由"这两个基本的主张,然而,"反理论"的思想家和道义论者分别对后果主义的这两个主张发起了关键性的攻击。谢夫勒为发展一种免受攻击的后果主义所提出的方案并不能在根本上令人满意,因为那个方案并没有彻底打发掉后果主义身上据说注定隐藏了的"行动者中立"的立场。但是,对后果主义背后隐含的这个假定的观察实际上只是一种夸大其辞的说法,后果主义道德理论所坚持的具有客观地位的理由,既可以在"行动者中立"的框架内获得理解,也可以在"行动者中心"的框架内获得理解。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道德判断的外语效应：心理距离的中介与外语熟练度的调节作用

结合建构水平理论,基于多项式加工树构建算法,通过3个实验验证道德外语效应,并尝试探究道德外语效应的可能机制及其边界。实验1的结果表明中文为母语、英文为外语的个体的道德判断受语言的影响。与母语条件相比,外语条件下个体的道义论道德判断更少。实验2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心理距离可以完全中介语言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实验3发现外语熟练度可以调节语言对心理距离的影响。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道德外语效应,并表明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和外语熟练度的调节作用,拓展了道德外语效应发生机制的可能解释。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弗雷格–吉奇问题与实践推理

对道德判断的条件句推理的非认知主义解释面临弗雷格–吉奇问题的挑战。我们考察了经典的表达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共同基本策略是把非断定语境中的规范性陈述,转化成断定语境中的非规范性陈述,从而给出统一处理信念和态度/欲求的语义学。相比起来,近年兴起的混合表达主义,主张规范性语句是信念成分和表达成分的混合,是更有希望的解决方案。论文比较了道德假言推理、法律规范推理以及实践推理之间的差异,试图通过对信念和欲求、意图之间的关系的说明,对规范性语句的不同推理类型给出统一的解释。     

道德责任判断的三重根据

道德责任判断的直接目的在于找出可称赞或谴责的原因,对行为者做出合理、公正的道德判断,使其承担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从而减少和消除不公,融洽社会关系,引导行为主体朝向更崇高的目标.道德责任判定涉及行为者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后果和价值标准等方面.实际后果是道德责任判断的现实根据;因果关系是道德责任判断的逻辑根据;社会历史理性是道德责任判断的最终价值根据.     

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

仁爱与克己,可以视为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基于仁爱的道德行为主要以关怀、行善为取向,相对于此,克己首先表现为自我限定,在涉及重大或剧烈的利害冲突的背景下,它意味着舍己或自我牺牲。作为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仁爱与克己分别体现了道德行为所具有的人道性与崇高性。从哲学史上看,德性伦理、关怀伦理、后果论以及道义论往往主要关注道德行为的某一形态,并突出或强调与之相关的道德规定。这种相异的视域,既体现了对道德行为的不同理解,又渗入了对情意、理性的不同看法。德性论和关怀伦理强调"恻隐之心"等情感,但常常忽视了以"是非之心"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性之知;后果论既试图融合理性思虑与情感体验,又以归本于情感为其特点;道义论则在对理性与意志作双重肯定的同时,又表现出将意志理性化的趋向。事实上,理性与情意在不同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方式固然各异,但二者无法截然相分。就其现实形态而言,道德行为并非仅仅呈现勉力而为的形式,道德的取向和行为定势,往往内化为人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后者既可以取得道德习惯的形态,也可呈现为内在的道德直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仁爱、克己等道德行为。     

罗斯"显见义务"论思想探析

罗斯的"显见义务"论在伦理学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修正了康德的义务论,另一方面对后果主义作出了新的批评.但是由于罗斯把增进善看成是一种"显见义务",同时没有提供解决各种"显见义务"发生冲突的优先规则,导致他的理论存在一些内在困境.不过,罗斯的"显见义务"论对重新思考义务论与后果主义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阿奎那自由意志论的理智转向及其效应

自由意志问题是一个鲜有的由中世纪神学哲学家们正式提出并加以深入探究的纯粹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备受争议的和影响深远的问题。中世纪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神学哲学家都探讨过自由意志问题,阿奎那则是其中最具转折性、综合性、开拓性和创新性的人物。在阿奎那之前,中世纪思想家们的自由意志论主要是在道德视域下、与道德善恶和道德归责等问题联系在一起。阿奎那在继承奥古斯丁主义自由意志论的基础上,综合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智选择和波埃修的理智自由意志论等观点,创立了一种完备的理智主义自由意志论,实现了中世纪自由意志论从道德主义向理智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在经院哲学晚期和近代引发了深远效应。     

“对的”与“好的”

什么是“对的”,和对它的证立,是道德哲学中具有争议性的核心问题,也是效用主义和道义论间的主要差异之所在。统合效用主义对于“好的就是对的”这个陈述有一套完整周延的说法。而道义论对这个问题的证立不够周延或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社会距离知觉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

理论上,人们对不同个体行为是否违背道德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本研究提出,人们对社会距离线索的知觉会影响对道德行为的判断。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分别从社会距离直接启动和社会距离线索启动的角度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较近的社会距离启动及社会距离线索都能促使个体采取更温和的道德判断,功利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而较远的社会距离启动促使个体采用更加严格的道德判断,表现出道义论倾向。文章最后讨论了这一结果对未来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