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感性的禀赋何以是告诫人的实践理性——对康德良知思想的一种分析

合理解释感性的禀赋与实践理性在良知定义中的共存,是阐释康德良知思想的关键。康德论述的良知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具有理性的普遍形式、被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接受能力而能够被同时称为感性的禀赋、道德的禀赋与心灵的能力。同时,良知根据道德法则告诫人们有作出赦免或宣判的义务,对主体的动机以及理性自身作出判决,并且产生被主体感知的感觉,集告诫、起诉、判决以及间接的动机功能于一体。因此,不能将良知理解为一种经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能将其本质理解为一种理性的道德情感。良知兼具主体接受性与客观普遍性,其真正的本质是自我审判的纯粹实践理性。以良知为切入点反观纯粹实践理性,可以发现,纯粹实践理性自身就具有实践的力量。     

Motive与Motivation:从休谟的动机论到动机论的休谟主义

motive和motivation都可以表示动机,但motive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动的要素,因而一切能够导致行动过程发生的东西都属于行动的动机;而motivation意义上的动机则被理解为行动者被激发起来而行动的心理状态。近代道德哲学主要在motive的意义上讨论动机,比如休谟和康德。而当代道德心理学则将主题转向了motivation,强调从更可感觉到的(palpable)、更强心灵的(tough-minded)意义上来理解动机,从而更专注于心理状态的部分。从motive到motivation,伦理学通过道德心理学进路的明朗获得了推进,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也由一般意义上的动力要素分析逐渐转向了对心理状态的澄清,而这恰好是动机论的休谟主义理论对休谟动机理论推进的核心进路,这一进路的三大理论关键分别来自休谟、威廉斯和史密斯。对动机论的休谟主义理论发展过程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探究动机的本质,进而更深入地理解道德本身。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论迈克尔·史密斯对动机休谟主义的辩护

在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中,休谟主义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与康德主义截然相反的解释进路,其核心主张可被归纳为欲望在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阵营的迈克尔·史密斯主张,不论在强的意义上还是弱的意义上,休谟主义都是对动机本质的唯一正确解释,对此他展开了三重激烈的辩护:一是区分了行动的激发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二是反驳了对欲望本质的现象学理解;三是澄清了激发性理由的目的论意蕴。在展开如上三重辩护的同时,史密斯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动机理论,进而对康德主义构成了极大的理论挑战。不过当史密斯将欲望作为核心要素去解释行动时,他对欲望大包大揽的做法使得欲望要么是在解释行动上不可能的,要么是在与"无意"的概念区分上模糊的。而更为严重的是,广义欲望的策略并不必然能够得出欲望在动机中更基础的结论。对此,史密斯都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人性的绝对价值能否成为道德动机——对自然化康德伦理学解释的批判

在康德学界中一直存在着对其伦理学的动机空洞性指控,认为康德无法说明人类之所以要将自己置于纯粹先天道德法则的约束之下的自然动机.作为对这种指控的回应,一些英美康德学者试图将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到的人性作为理性本性的绝对价值自然化,以提供一种我们将自己视为理性存在者从而自律地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然动机.但这种自然化的解释不仅违背了康德原文的论证结构,同时也否定了先验哲学的某些根本立场.义务性和道德法则的可能性并不是通过引入自然动机的方式,而是在先验哲学整体性视角之下通过对人类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种批判和演绎被确证的.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对康德的相容论内涵的再思考

康德断言,人的意志自由与其经验性活动的必然性是相容的。学界对康德的相容论作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争论双方分别站在本体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立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不断有新的代表和观点出现,而主观主义的解释成为了更为流行的解释。本文首先对康德的理性、行为、品格、意向等相关性概念进行分析,说明它们的对象都有本体和现象两个层面,梳理了理知的品格与经验性的品格的微妙关系,继而介绍和讨论相关学界争论中的重要观点与论证,最终说明,本体主义的理解,而不是主观主义的理解,才真正契合康德的相容论。主观主义解释尤其难以说明,理知的品格和经验性的品格如何统一于同一个主体,而前者又构成了后者的根据。这种解释通过理性本体与理知的品格不能被用于解释行为,来说明理性与理知的品格并无规定行为的力量,这也是不充分的。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赋予具体的民族—宗教生活传统的感性直觉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从而否定了康德道德认知主义“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的经典判断.但是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     

捍卫动机内在主义：一种基于道德理性主义的策略

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道德概念蕴含着道德的要求与规范性理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根据这一概念性主张，一些哲学家发展出一种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道德判断动机内在主义。反对者则通过挑战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来反对这一版本的动机内在主义。然而，拒绝这一概念性主张将导致我们无法解释人们的道德信念的来源，从而让道德语言实践成为不可理解的。只有接受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我们才能对人们如何形成道德信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这一概念性主张为真，而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动机内在主义可以得到辩护。     

康德论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及道德动机

自从康德的道德哲学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对其动机学说质说纷纭,发展到现在,甚至有人质疑实践理性概念的合理性。综合考虑康德的道德学说,我们会发现,从意志概念入手,康德论证了意志概念作为一种欲求能力把规定根据置于主体的理性中时,意志作为自身的根据表现为一种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在成为自身的决定根据时,理性法则作为一种准则的法则通过影响人性倾向而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从而成为意志行动的动机。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论康德的道德自由观

“道德自由”在伦理学中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不仅要合乎规范,而且要出于意志的自愿,从而能够培育人的心灵不断地向善,达到“真、善、美”的和谐境界。本文拟对康德的道德自由观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便为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提供借鉴。一、道德自由的内涵当我们对道德自由进行界定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道德与自由的关系。在康德看来,“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被明白地思想到,那么我们决不会认为我们有正当理由去认识某种像自由一样的东西(尽管…     

规范性理由:内在理由还是外在理由?

动机性理由被用于解释行为的产生,而规范性理由则用于确证行为的合理性。内在主义认为规范性理由也应该能够解释行为的产生,因此是一种与行为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则否认这一观点,从而将之视为外在理由。内在理由需要以行为人自身的心理状态为基础,这很容易使得规范性理由成为一种相对理由。史密斯的"充分理性人"论证和施罗德的"假言主义"论证虽然力图克服这种相对主义难题,但是它们自身却又面临着困境。对行为人自身心理状态的合理性的考察意味着"规范性理由"本身应该具有一种公共面向,而这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欲望、意愿等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内在理由。道德生活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培养个体去拥有共同体所普遍认可的心理状态,最终把当初具有外在面向的规范性理由转化为内在理由。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

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学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他批判地接受了情感主义者的"道德情感"概念,后者贯穿康德道德哲学的始终。不过在不同时期,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内涵和作用不尽相同。在成熟时期,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主要指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敬重感充当了道德的动机。不过围绕道德动机存在着诸多争议,针对情感因素在动机中的作用,也存在理智主义与情感主义两种相对立的解释。然而如果将人类的道德状态描述成一个由道德现实到道德理想的渐进而无限的历史进程,那么两种解释都可以被包容在其中。     

康德的德性理论

康德的德性论聚焦于人的道德而非一般的理性存在的道德,在理性与经验情感、规范与性情、神性与人性等方面有着系统的论述,对于理解康德伦理学的完整面貌、澄清多年来的一些误解,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德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

纯粹实践理性动机的理论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环节,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与研究。定言命令的奠基意义不仅局限于规范伦理学,也为解决德性动力学问题提供了基础;德性法则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对感性产生作用,使人在德性法则面前感到谦卑,因而对德性法则产生敬重;敬重作为"能被先天认识的并看出其必然性的唯一情感",是德性唯一纯粹的动机;敬重概念还确立了人所能够达到的德性层次——出于对义务的敬重而行动。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