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从道德情感走向道德自由

道德情感是人所具有的高级社会性情感,是与人的道德认识相伴而生的,是人产生善的道德行为的力量和源泉。本文在对道德情感进行伦理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相通性进行了阐释,并针对今天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情感缺失问题指出,道德自由的境界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和谐统一的境界,人类要走向道德自由的理想王国就必须将道德情感还原于人的生活世界中去,给予道德情感应有的地位。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道德德性:人类学以及实践认知的维度

伦理学涉及行为中的人.伦理学是关于善(Guten)的学说.作为自由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能够在其中发现幸福.然而,"幸福"并不是简单的,主观上的满足,而是根据理性的尺度实现了理想.因此,伦理学涉及到对"主观真实性"的条件的分析.一种美德伦理学断言:这些条件首先在于拥有德行.根据传统的理解,道德德性是人类人格的表达,因此,在真理和理性中视为好的东西,在主观上也作为好的呈现出来:即道德德性对于行为主体的理性来说是情感上的需要.道德德性针对行为主体对善的情感需求来提高实践理性,特别是在能力方面,也包括认识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并且有效地实践.因此,道德德性就存在两方面的任务,即人类学和认知实践的二重任务,而没有借此定义道德义务,或过多地对道德原则、规则或规范进行理性地讨论.     

哈奇森论道德的情感之源

哈奇森认为,道德的根源不会来自外在于人的外在自然,也不会来自人的理性、知识、最高者的条律以及利益,只会来自人的情感。作为道德判断的对象,情感构成了道德判断的起点;在道德判断过程中,以情感为基础的道德感官是唯一的判断依据;作为道德判断的结果,对人的情感以及受到情感推动的行为的激发是道德判断的唯一目的所在。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血亲情理与道德理性的鲜明反差──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观之比较

在伦理观上,苏格拉底的道德理性精神认为只有理性知识才是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因素,将知识置于情感之上,主张道德实践之“理”仅仅存在于理性知识之中,情感必须遵循和服从这种理性之“理”;孔子的血亲情理精神认为只有血缘亲情才是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因素,将情感置于知识之上,主张道德实践之“理”仅仅存在于血亲情感之中,知识必须遵循和服从这种情理之“理”。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体悟:道德知行转化的基础

道德主体的知而不行是当今中国道德建设面临的症结之一。本文从知这一环节入手,认为当主体参与道德知识的生产,即从体悟中获得道德认识时,这种知对行最具影响力。体悟是道德知行转化的基础,它不是脱离实践的内求静悟,而是个体理性、情感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它重视亲身经验但不排斥他人经验。     

明代大礼议的情礼分歧与论证方法

在明代大礼议中,议礼双方立论基础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情与礼的分歧。宗法派基于宗法礼制,主张继君统必先继宗统,让皇帝改换父母;人情派基于孝道亲情,主张继统不必继嗣,维护皇帝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双方分别从情、礼出发,主要采用考论史例、诠释经典、探究典章、借助灾异共四种方式论证自己的主张。通过分析大礼议这一生动的道德实践案例,既可以管窥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的关系,又可以为深化认知、研究利用传统道德资源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论寻求道德客观性的三种路径

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使人类的道德生活陷入困境之中,需要为道德标准确立一个稳固的合理性基础,免除情感主义的危机.根据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不同看法,可以把当代道德哲学家对道德客观性的寻求分为三条路径:共识法、中介法、超越法.三种方法立足于后形而上学视域解决道德困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但是都忽视了道德的客观性是一个有其适用界限的概念.     

论个体道德情感

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相互渗透,构成一个支配个人道德活动的完整的心理机制.本文着重论述了道德情感的内容、特点与功能,认为它对充实道德理性、增强道德意志、坚定道德信念、推动道德实践、培养崇高的道德人格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自然情感与道德原则的双向涵摄——儒家之仁对传统中国人的型塑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仁的研究是学界恒常的热点,但多将仁视为道德原则。本文认为,儒家的仁作为道德原则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时不能忽视仁的情感层面和实践层面。完整的仁的思想是人的自然情感、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道德实践和道德原则—境界三者合一的有机体。自然情感是仁的起点和基础;人的情感—道德实践是仁从自然情感之仁向道德原则之仁的趋近与提升。在儒家仁的思想中,人与仁在一定阶段中是重合的,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道德人的趋近的过程也是仁从自然情感之仁向道德原则和道德境界之仁趋近的过程。可以说,是仁在不断地对自然人加以约束、限制,使之趋向于社会人和道德人,是仁塑造了传统中国人及其生活样式。     

感性的禀赋何以是告诫人的实践理性——对康德良知思想的一种分析

合理解释感性的禀赋与实践理性在良知定义中的共存,是阐释康德良知思想的关键。康德论述的良知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具有理性的普遍形式、被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接受能力而能够被同时称为感性的禀赋、道德的禀赋与心灵的能力。同时,良知根据道德法则告诫人们有作出赦免或宣判的义务,对主体的动机以及理性自身作出判决,并且产生被主体感知的感觉,集告诫、起诉、判决以及间接的动机功能于一体。因此,不能将良知理解为一种经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能将其本质理解为一种理性的道德情感。良知兼具主体接受性与客观普遍性,其真正的本质是自我审判的纯粹实践理性。以良知为切入点反观纯粹实践理性,可以发现,纯粹实践理性自身就具有实践的力量。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

在道德情感问题上,牟宗三批评康德情感与理性二分,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法则的根据之外,致使道德的兴趣无法解明,纯粹理性无法实践,自由自律成为虚说。牟宗三也批评伊川、朱子"性情对言"与"心性情三分",致使性理的道德性、道德力减杀,沦为他律道德。同时,牟宗三警惕阳明后学因无真实工夫而"情识而肆",将道德之情与欲念之情混淆,一味留恋自然、洒脱之光景而流于狂荡。牟宗三认为,依正宗儒家义理,必须在"以心著性""本心即理"的架构下将道德情感复原为即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觉情",从而证成自律之实义,说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捍卫动机内在主义：一种基于道德理性主义的策略

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道德概念蕴含着道德的要求与规范性理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根据这一概念性主张，一些哲学家发展出一种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道德判断动机内在主义。反对者则通过挑战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来反对这一版本的动机内在主义。然而，拒绝这一概念性主张将导致我们无法解释人们的道德信念的来源，从而让道德语言实践成为不可理解的。只有接受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我们才能对人们如何形成道德信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这一概念性主张为真，而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动机内在主义可以得到辩护。     

休谟论道德的基础

休谟的道德哲学主要致力于对道德基础的研究。他通过对理性和情感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的分析,得出道德决定于情感的结论,这一结论可以看作理性在道德领域的自我限制,它对元伦理和规范伦理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道德行动的瞬间与永恒——康德与约纳斯论不朽

康德和约纳斯是两位从道德维度界定不朽观念的哲学家。康德批判了理性心 理学对灵魂不朽的证明,进而将不朽视作实践理性寻求至善(德福一致)的公设。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设定无限的修善进程,以便在每个瞬间永不停息地提升道德,最终实现意志与道 德律的“完全适合”。而约纳斯在总结了诸种经验性与非经验性不朽观的弊端后认为我们 只有以人的有死性为基础,才能在道德决断的瞬间发现自己与永恒的联结。因此,不朽并非 相关于持续性的永存,而在于通过每个瞬间的道德行动去帮助上帝确立世界的善。尽管康德 和约纳斯的不朽观内嵌于不同的道德神学体系中,但都揭示了道德行动的瞬间与永恒的统一 。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