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道德行动理由论争与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

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在道德行动理由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不仅要回答来自对方观点的挑战与质疑,而且还共同面对着当代知识论中融贯论和境遇论对基础主义所提出的挑战.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道德行动来自行动者理性慎思与情感认同相互自洽的结果,这种自洽性体现在行动者的“选择”上.选择是理智的欲求.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不仅避免了当代道德行动理论中理性与情感的分裂问题,还突出强调了道德行为者必须承担起道德行动所带来的责任问题.     

信念、欲望与信欲:斯洛特与王阳明道德动机论之比较

休谟式的信念—欲望模型仍是道德动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宣称信念自身足以使人产生行动的动机,因此欲望不是必要的;而情感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则宣称只有欲望或情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既同意休谟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和欲望都是为解释一个人的行动所必需的,同时又不同意休谟主义,认为信念和欲望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心灵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称作"信欲"的单一心灵状态。迈克尔·斯洛特是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的代表,其信欲概念对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亦有其局限性;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及"知行合一"思想为克服斯洛特观点的局限性提供了启发。     

论康德的"公共性"及其理论价值

在学术界对康德思想的讨论中,"公共性"问题却被忽略.而这恰恰是把握康德政治哲学特质的关键所在.在康德看来,任何政治判断都应该是一次"启蒙".而启蒙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正是由于理性的公共使用,政治判断才有可能成为批判的、辩论的共识,进而才能获得深厚的民情民意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康德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并赋予其新的意涵,从而凸显了"公共性"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康德思想体系中的转向意义.     

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误解与正解:对休谟伦理学问题是否存在的追问

确实存在着事实与价值关系之问题,但这种关系被命名为休谟问题乃是误读、误解、误认之所致。休谟并未提出过休谟问题,更没有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分离的反伦理学命题。休谟那条附论的暧昧词汇,使事实与价值之关系最终归于休谟的名下;休谟在伦理学上的巨大影响使人们对这种归属毫不怀疑。通过对休谟的文本解读就可以对一直被误解的休谟问题正本清源,休谟的那条附论应该正解为理性与道德的关系之问题。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休谟论道德判断

有些哲学家十分强调道德,他们似乎非常真诚地认为,善是个庄严而崇高的主题,追求善是个鼓舞人心的终生事业。例如康德和卢梭就是这样。康德谈论人类本质高尚方面的崇高性,谈论人类崇敬道德律的崇高性,这是十分自然的。他说道:“义务!崇高而非凡的名词。”但是,休谟的意见与此截然不同。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赋予具体的民族—宗教生活传统的感性直觉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从而否定了康德道德认知主义“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的经典判断.但是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     

罗尔斯和康德思想渊源重探

从思想传记的角度看,对康德哲学的反思塑造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形成、转向和终局。学界对罗尔斯和康德思想渊源论题主要有“貌合神离说”和“近而远之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罗尔斯前期对其正义理论的康德式阐释是基于对康德的误读,后者认为罗尔斯后期政治理论致力于疏离康德学说。借鉴学界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新近研究会发现,“貌合神离说”误解了康德的道德心理学,而“近而远之说”则误解了康德法权论与其伦理学的关系。澄清这些误解之后会发现,罗尔斯和康德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渐近关系,即“行合趋同”。     

康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思想

文章立足于分析康德对“客观的德性法则如何在主观上也成为实践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梳理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两个步骤的理论：判断力的练习与自由的意识;并分析了方法论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在方法上的统一。康德认为这一方法论思想对道德生活与道德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自己的敬重是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因为它们也是人在内心防止心灵的腐败与堕落的惟一守卫者。     

服从与道德的稳定性——大卫·高塞尔行为类型重构的伦理分析

协定道德一直是契约论的主题,然而如何解释人们服从道德的理由而维系其稳定性 ,一直是人们需要面对的解释难题。大卫·高塞尔在承继一种“不受欢迎”的霍布斯传统的 基础上,力图通过行为类型的重构,以一种“有约束的最大化者”来确证服从问题的非政治 性的“道德解”,在实现实践理性与效用最大化的一致性的同时,确立道德的理性基础而抵 御怀疑主义。然而这种区别于“康德—罗尔斯”的解释路径,通过“透明性”的假设来解决 稳定性问题,同样面对如何通过理性测试而克服行为倾向的条件性,以弥补在理性自利与道 德之间的距离。     

康德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吗——评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式解读

在功利主义内部一直存在一种对康德伦理学进行功利主义式解读的倾向,在当代,此种解读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伦理学家R.M.黑尔。这种功利主义式解读在于功利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康德对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的区分及对客观目的的强调,从而将行动和行动者道德属性的理解局限于主观目的。这种分歧又体现为康德和功利主义者分别代表着两种实现道德准则普遍化的方案。事实上,康德所代表的是与功利主义相对的契约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