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新范式——评郭齐勇教授新著《中国哲学史》

在大学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有十多年了,坦率地说,我还从来没有用过专门的教材,不是我不信任那些哲学史教材,而是感到讲哲学思想史,总是要自己理解了原著才好讲给学生听。因此之故,我也一直想写一本“中国哲学史”,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行动。近日拜读了郭齐勇教授的新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下引仅注页码),让我惊喜不已!因为这部著作不仅克服了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共有的弊端,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史学”写作的新范式。读罢此书,深感有使其在学界流布之责任,故写出如下文字,冀能生引介之效。其一,“哲学问题”…     

走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格义”时代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来对待,同时“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来对待;另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来对待,同时把欧洲论理学当成一种“特别的”而非“普通的”论理学来对待。第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在中国的哲学史”,第二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中国哲学的史”。如果按照第二种写法去写,则有两个根本的设定:欧洲的哲学不是普世哲学,而只是诸多哲学之一种;欧洲的论理不是普世论理,…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从思想史到政治哲学——关于近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趋势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哲学史写作的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哲学之终结”论述的异域回响;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学术史热和国学热以来,关于思想史写作讨论的日趋兴盛,也总是关涉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构成了这一问题出现的近因。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写作范式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写作最初问世之际便已经出现。时人多从陈寅恪与金岳霖关于冯友兰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读出“微言大义”般的审思顾虑,这些顾虑多集中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素材和范围与西方哲学的…     

老子的“道”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

中国哲学的开山者老子,其学说不仅在中国有着巨大影响,而且一直影响到集西方古典哲学之大成的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这听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中,既充分吸收了古代西方的哲学思想,亦明显受到中国古代道家“形上学”思想的影响。他在《哲学史讲演录》...     

作为时代的自我理解的哲学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向度

最近30年来,作为现代学术形态之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总体上说收获甚丰,不过由于需要覆盖的历史之宏阔与思想之复杂,自然其进展就不易平衡。比较而言,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受到比较多的关注,曾经出现过一批力作,但是随着现代新儒家成为显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丰富多样的内容对学术界的吸引力有所减弱。学术风气的转移原是平常事情,正如章学诚所说,“夫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一时风尚,必有所偏”。(章学诚)在一些人那里,“天人合一”、“良知”之类成了口头禅;复活的“道统论”则欲将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压缩在十分狭窄的领域。如何从整…     

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举行第二次夏季学术讨论会

为了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邀请在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举行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的学术讨论会。这是该编辑部于去年夏季在密云举行的“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学化而努力”的学术讨论会的续继。持有各种学术观点的四十余名哲学史工作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会议结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实际,来探讨恩格斯所提出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     

简评《解读冯友兰》丛书

冯友兰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及哲学史家。他用“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努力,中外学术界也普遍认同他的这种努力并誉之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理程碑性质的贡献。三史者,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者,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研读“三史”可以想见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史家的贡献,研读“六书”则可体会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家的思想扭力。冯友兰先生逝世后,哲学界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规模不等的研讨会或纪念…     

潜掘史海 浮出书面——《西方哲学史新编》简评

有关西方哲学通史,广有声誉者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雨伯威格的《哲学史概论》、A·韦伯的《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以及罗素、梯利、科普尔斯顿的《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早在解放前就写出过不止一种“西洋哲学通史”,解放后一方面移译了苏联人的《哲学史》,一方面又尝试着写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己的”“欧洲哲学史”读本,从建国初到80年代初期,这类著作还是相对少见。但从80年代以后中国人自己编的“西方哲学史教程”这类书已不下数十种之多。适逢此时由苗力田、李毓章主编,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为主而写出的《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编”)奉献到了读者面前。因此对这本新教程存在的意义就更值得格外审视一番了。 哲学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思想观念体系,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活动;既是不计利害关系的求知或对好奇心的满足(亚里士多德),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和马克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逻辑结构的开发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     

论冯友兰“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是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提出的一对方法论概念。这一对方法不仅是冯友兰建构新理学体系的方法,而且是他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因此也可以说,这一套方法论既是他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哲学史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

受西方学术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采取“观念先行”治学原则。人们用某种观念统辖中国哲学文献,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人的生存和思想若即若离的中国哲学史述说。胡适的史料批判法、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确立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最初范式。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与中国传统阅读习惯接轨,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传统读书经验。     

中国哲学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日至29日,中国哲学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许全兴、陈正夫、宋志明、郭齐勇、李存山、陈卫平等先生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江右哲学”、“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创新和未来走向”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陈寅恪论中国哲学史——对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作《审查报告》的评述

陈寅恪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大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直接论述,虽不多见,但却少而精。本文仅将陈先生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所写的两篇极为重要的《审查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整合为以下七大点：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应作“同情的了解”;持“阐明的态度”;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是多元的,其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的;多元的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其历史的角色、作用与价值各异;必须重视对道教的研究,“更有俟于后贤之追补者也”;“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外来思想必须“经国人吸收改造”,反对“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诚然,陈先生的这些精湛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加以重温与借鉴的。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和几点想法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19年2月,即“五四”运动发生前夜,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模仿西方哲学史的写法,把中国古代思想中西方人称之为哲学的那部分单独加以述评,使中国哲学史从一般学术史中分离出来。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至今只     

“境界形上学”的初步形态——论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特质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基本理论特质的探讨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首倡玄学哲学是本体论之论,并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发展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上从宇宙生成论向宇宙本体论的转变。在他看来,汉学执滞于经验,“本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象、范围的“纯化”和“泛化”问题一直存在。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受“等级的阶级”(《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关系的制约,基本上没有从包罗万象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分化出来,和宗教神学、伦理政治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够清楚明朗。封建社会中的所谓“义理之学”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带     

“进化唯物主义”献疑

近年来,有的同志在研究中国近代哲学中,提出“进化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对于在哲学史研究中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克服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一般化,深入探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都是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