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释的交融看中、西文化的会通──关于“元哲学模式”与《周易》和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趋向的思考

在世界文化史上，分属于中、印两种文化传统的儒、佛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交流。经过长期的历史磨合之后，佛教被中国化，汲取消融了佛教思想之后的宋明新儒学也打上佛教烙印，带有佛学色彩。儒、佛两家尽管佛中有儒、儒中有佛，但是直到如今，毕竟儒还是儒、佛还是佛。两家经过相互渗透之后，彼此各有综合创新，在部分问题上难分彼此，却并没有整体上的“合二为一”。绵延了两千年的儒、佛交融和彼此综合创新的过程今天仍在继续，并未结束。它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对全人类说来都是一份极其宝…     

"证"与"辨证"之我见

以"证"与"辨证"的关系阐发有关概念,认为对证的概念不应一概而论,在此基础上把证细分为两个概念,提出有形之证和无形之证,辨证的过程就是构建一个"无形之证"理论模型的过程,用来解说有形之证,达到无形之证与有形之证的最大吻合.     

“大同”之道与“大学”之道——论先秦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与“具体设定”

<正> 重视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探究,是儒家思想的一贯特色。尽管先秦儒家就已经逐步形成从“终极关怀”到“具体设定”的人生哲学理论,并统名之曰“道”。但是,直到《礼记》成书之后,才在其《礼运》篇和《大学》篇中得到系统、完整和集中的表述。《礼记》成书时代虽晚,反映的思想却是先秦的。其中关于“大同”之道和“大学”之道的论述,不仅为古代士大夫们所熟知,直至今天,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们对其虽不能背诵如流却也并不会陌生,可谓影响深远。把儒家的伦理政治观放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和“具体设定”的视角来观察,就不难看出儒家原本十分美好的理想原则,是怎样通过“具体”的操作方案的“设定”而逐渐扭曲变形,从“作人之学”变为“治人之学”,即由“人学”变为“治学”。当然,这些都是从宏观思致趋向的角度,以长时期历史阶段的尺度来考察衡量,支流、细节和例外都予舍弃。     

证有有形无形、客观主观之分

证的概念包括证据与诊断两方面的含义,诊断是证据在头脑中的意识反应,两者不能割舍.用有形无形、客观主观来统一证的理论内涵,认为无形之证是有形之证的意识概括,两者总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达到统一.     

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仁学”中道德理想主义的渊源及其演变的两种趋向

在孔子开创的“仁学”中始终贯串着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既是以理论形式概括了氏族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本质,又是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的损益和继承。这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基本含义。“仁学”的这种思想渊源也决定了儒学的特征只能是“仁”与“礼”的矛盾统一。以“亲亲”为出发点、强调“推恩”与“泛爱”的“仁”,和以“尊尊”为首要、崇尚“贵贱有别”的“礼”之间的矛盾,只有靠道德理想主义中所强调的人本身的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调整改善来统一。孟子以“心”释“仁”,使人、仁相通,促进道德主体化,主体道德化。荀子以“礼”释“仁”,使群体关系的调整有统一的规范标准,都是要解决“仁”与“礼”的矛盾统一问题。孟、荀的不同侧重也分别代表了“仁学”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向。     

“终极关怀”与“超越之路”上的从歧异到趋同──论宋明新儒学的伦理本体化思想倾向的形成及其影响(上)

宋明新儒学（理学）是中国宋以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在思想内容、理论结构、学风旨趣上的不同于先前儒学的一切特征都来源于它的伦理本体化的思想倾向。而这一点是儒、佛两家长期互渗交融的产物。众所周知,儒家重伦理,佛教讲本体,“伦理本体化”意味着中、印两种文化传统,儒、佛两种思想体系在形而上的高层次中有了一定的统一。这使佛教避免了像摩尼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那样被历史湮没的命运、融入并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因素。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的直接前承是以伦理本体化为基本特征的宋明新儒学,而中国近现代…     

论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独立人格觉醒问题——兼论“仁”、“礼”关系与人性善恶问题

独立人格的觉醒是人类主体意识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飞跃。在中国,这种觉醒只能在春秋战国之际以“士”阶层的学说表现出来。孔子提出“不可夺志”的“匹夫”精神和“智”、“仁”、“勇”的道德自我完善的标准。孟子提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气概,和“君子有三乐”的境界。孔孟都强调了,“知耻”、“有耻”和“朋友有信”的问题。这些都是“士”阶层的独立人格觉醒的反映。独立人格觉醒问题伴随先秦儒学由孟子到荀子的转折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孟子以“心”释“仁”,把个体独立人格推衍到空前的高度;荀子以“礼”释“仁”,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人类群体的人格从而确立。实现这个转折的轴心是人性善恶之争。其中所蕴含的伦理学上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论人性形成过程中的层次与发展趋势的指向──从孟、荀关于人性善恶之争说起

在漫长的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人性问题始终是个热门话题。从先秦的孟、荀之争开始，至今连绵不绝。而争论的内容却一直在善恶两端之间来回走钢丝，甚至今天仍有人乐此不疲。应当说，这是由于研究方法上长期陷入误区所造成的学术思想史上的弯路，今天再也不应当延续。为此，笔者个人提出一个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视角，即不再从现成的、既定的、非善即恶两端对立的纯价值观的角度观察人性问题。而是从人性形成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层次、以及人性全面发展总趋势的指向上观察问题，这样也许有可能找到一条新出路。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在人性形成过程…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象、范围的“纯化”和“泛化”问题一直存在。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受“等级的阶级”(《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关系的制约,基本上没有从包罗万象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分化出来,和宗教神学、伦理政治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够清楚明朗。封建社会中的所谓“义理之学”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带     

试论哲学体系的创新与民族精神支柱

从古希腊开始，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哲学的本性被看作是“爱智”，即哲学是代表和体现人类智慧的发展的一门学问。哲学之所以如此“高贵”，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学问所没有的“普释”、“通铨”的功能。而哲学之所以有此功能，则又由于哲学为一切存在现象找一个“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根据”，而这种根据又必须是以实在的、可信的实体(SUBSTSNCE)为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