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第二卷在阐述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和俄国哲学中的一些缺点

苏联的读者焦急地期待着大型的哲学史著作的出版。多卷本“哲学史”头两卷的出版特别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它们仿佛总结了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的全部科学研究工作。而且,它们是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这样有权威的科学中心出版的。“哲学史”第二卷阐述了马克思以前哲学思想发展上的重要时期之一: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美利坚合众国、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印度、中     

关键在于能否哲学地思

一自黑格尔以来，“中国有没有哲学”就一直成为一个问题。这有两个意思：第一，被黑格尔所批评的、径把传播于欧洲的“中国伦理宗教”或“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的某种学问当作“哲学”看待的做法，其本身需要作出一种论证，也就是说，黑格尔实际上暗示了对一种文化的理解与肯定应该是具体的理解与肯定，把“我者”的成分想当然地当作“我者”与“他者”共质的内容，很可能忽略了对文化相异性的基本尊重；但是，第二，当在黑格尔的精神世界体系中，“哲学”相当于文化和文明的灵魂，他否认中国有一种可称为“哲学”的东西，即指中国文明不具…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和几点想法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19年2月,即“五四”运动发生前夜,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模仿西方哲学史的写法,把中国古代思想中西方人称之为哲学的那部分单独加以述评,使中国哲学史从一般学术史中分离出来。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至今只     

关于苏联哲学史科学发展的阶段問題

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约夫楚克是六卷本《哲学史》(现已全部出版)的主编之一,近年来他曾写过几篇关于哲学史方法论、哲学史分期的文章,这篇文章则专门谈论哲学史科学在苏联发展的阶段问题。作者把苏联的哲学史科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文章分别阐述了这三个时期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整篇文章贯穿着明显的修正主义观点。作者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想把哲学史变成为一门纯客观的、非阶级性的科学。作者在论述苏联哲学史科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时,大肆攻击斯大林,列举了他在哲学史问题上的一系列“罪状”,说他“片面地有时甚至虚无主义地对待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他在评价德国古典哲学和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作用上犯了严重错误,说他毫无根据地批评了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等等。他们认为日丹诺夫在1947年的哲学讨论会上关于哲学史的对象的定义的提法是“片面的”,“没有揭示出哲学史过程的认识本质,也没有赋予哲学史中的继承性以应有的意义”,说日丹诺夫的定义会“引起对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在哲学史上的作用估计过低”。作者认为,在现代的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中,主要是研究哲学学说、体系和思想家的观点,这在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上是必要的,第二阶段则应当研究哲学问题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解决,研究哲学范畴和概念发展的历史。这样,他们就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对立世界观的阶级斗争从哲学史中抽掉了,把哲学史变成只研究哲学范畴和概念发展的历史了。鲍格丹诺夫是哲学副博士、苏联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夫楚克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哲学博士。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经典时代”还是“子学时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开端与“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问题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中国哲学与中国义理学的区别时指出，用哲学方式来重述中国义理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可以把义理学传统放置到近代学问的体系中加以审视，获知其在近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也就是说，哲学是促使传统的学问获得近代知识自觉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再思”（Andenke...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逻辑结构的开发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     

“道统”抉微

“道统”一词,尽管在儒学史,以至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伦理史上经常使用它,但论者多半把它看成是尧舜周孔以来的一种谱系,并不清楚它的意蕴和意义。其实,道统在儒家那里,是当作一种把握儒家思想的原则、尺度。具体来说,是把它当作精察天地万物和道德修养所持的思想原则,以在“析理处事”中,达到无偏无倚、恰好而臻于和谐的目的,因此被儒家奉之为“密旨”、“秘诀”本文即在于抉露儒家道统论的所谓“密旨”。这对于剖析儒家思想,乃至研究哲学史、伦理史,是有意义的。     

在“之间”做中国哲学

<正>陈少明教授在《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1))一书中鲜明地提出了“做中国哲学”的口号。按其自陈，这个口号首先是对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界的一个反思和吁请，即一方面要有别于只述不作的哲学史论述，这种中国哲学史的论述源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影响下、以某种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构中国古代思想;另一方面是要“做”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特有的思想经验与思想品格在今天重新生发出其特别的意义，是为别开生面。     

关于斯宾諾莎的“实体”概念与认识論

斯宾諾莎(1632—1677)是十七世紀荷兰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足欧洲資产阶級上升时期的思想表現。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动資产阶級哲学史家往往按照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釋斯宾諾莎的哲学,把斯宾諾莎歪曲成为唯心主义者和“有科学根据的”宗教家,这是根本不符合史实的。只有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才对斯宾諾莎的哲学作了     

辽宁省外国哲学学会召开会员大会

1981年12月25日至26日,辽宁省外国哲学学会在沈阳召开了会员大会。会上有关同志分别介绍了全国首次日本哲学和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全国中外比较哲学讨论会、纪念康德、黑格尔学术讨论会和第二次全国外国当代哲学学术讨论会的情况。与会同志讨论了当前外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讨论集中在异化与人道主义以及如何对待欧洲哲学史这两个问题上面。     

“蜡块说”小考

传统的见解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认识论角度提出灵魂好比“蜡块”的著名比喻的哲学家。目前我国出版的《欧洲哲学史简编》、《简明欧洲哲学史》、《欧洲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讲话》均执此见。其实,最先提出这个著名比喻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柏拉图。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假定人人心里有一块性质优劣不等的腊版;这是司记忆之神——诸穆萨之母——所锡予的。感觉知觉,欲记之于心,则在此版上留迹,如打印一般。在此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批判

黑格尔总共讲过九次哲学史。第一次是在耶拿1805-1806年冬季学期;两次在海德尔堡(1816-1817年和1817-1818年);六次在柏林:1819; 1820-1821;1823-1824;1825-1826;1827- 1828;1829-1830。1831年11月他开始第十讲,但开了两次讲演会以后,便逝世了。不过,只是在1825年黑格尔才开始在他的哲学史课程中加进了中国哲学。两年以后,才把《老子》加进去。以上说明黑格尔在他生前最后六年中,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哲学史一部分来讲授的。黑格尔并没有说明他为什么直到1825年才讲中国哲学。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准备哲学     

“进化唯物主义”献疑

近年来,有的同志在研究中国近代哲学中,提出“进化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对于在哲学史研究中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克服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一般化,深入探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都是有作用的。     

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

本年五月十日至十四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是本年元月间举行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继续。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室会同召开的。参加的人除北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与中国哲学史教学及研究工作人员外,还有从上海、广州、东北等地来的专家。这次会议的性质和上次的座谈会一样,主要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尽量提出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待解决的问题,以作将来再行召开大型讨论会的准备。上次座谈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问题,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与唯心斗争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曾引起热烈的争     

“本体论”译名辨正

英语的“ontology”一词在我国迄今多译为“本体论”。近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开展了有关“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它涉及到哲学的根本问题。但是,所谓“本体论”到底应包括哪些含义,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不仅国内,而且国外哲学界也众说纷纭。因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直截了当地说:“本体论”一词“在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中分别具有     

北京市举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北京市哲学会中国哲学史组于12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发言同志一致认为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近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欣欣向荣。但是,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在研究领域上还存在许多空白。如     

玄学“言意之辩”中的“忘”

言意问题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言”是名言概念,即语言;“意”是意义、意旨、意蕴等,即思想。言和意有固有的内在联系:意非言不昌,言非意不立。在中国哲学中,先秦诸子就注意到了言意关系。但把言意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则是魏晋玄学的思想特色。魏晋玄学关于言意问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言尽意”和“言不尽意”。     

古为今用——关于中国哲学思想遗产的继承问题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是从古代发掘出有用的东西武装自己,而是企图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嫁接在中国古代思想家身上。这种“古为今用”对无产阶级是不适用的。无产阶级的“古为今用”是批判地总结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要求是: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批判哲学遗产,作出哲学的结论;发扬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的优势,克服劣势。对哲学遗产作出批判的总结,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特别是对历史上哲学体系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而加强哲学文献的校诂,加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地总结中国哲学史遗产的两个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