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中劝导性的幸福概念

柏拉图主张强制的灌输绝不会在人心里留下烙印。这意味着,理想城邦的成员必须发自内心地被理性的论证说服,真心觉得做一个理想城邦的公民是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所以,《理想国》一直在试图理解现实中人性的各种可能性,人所可能具有的许多种幸福观念。它试图构建一个理想的城邦,其中每一个阶层都是幸福的,即便他们有可能缺乏美德。但是,在他尝试去证明每个人在理想城邦中都能过上好的生活之前,苏格拉底首先得把他们从现在的糟糕生活中带出来,或者说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是很坏的。为此,他需要一个劝导性的幸福概念,一个普通人都可能会接受,并且可以用来证明他们现在的生活并不幸福的概念装置。它的目的是把人们从对现在生活的不知反思的满足或者失落中拉拽出来,因此它部分是反常识的,但又部分是依赖于常识的,希望借助人们内心固有的一些正确信念来帮助他们脱离谬误。     

柏拉图论美德

通过研究柏拉图《美诺》中有关"美德"的文本,本文分析和阐发柏拉图对给"美德"下定义而提出的要求。以往流行的观点通常侧重于把"美德"等同于某种内在品质,而本文则试图指明美德在柏拉图《理想国》中被描述为"内在品质"加上"外在名誉"。同时,柏拉图试图建立美德的不同等级并说明为什么美德可以在个体与城邦的层面上得以实现。柏拉图不认为存在美德的教师,而是认为可以通过"回忆"与"美德教育"两种方式获得美德。     

灵魂不朽与柏拉图的新神话——《理想国》卷十厄尔神话解读

本文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篇末厄尔神话的解读,试图回答柏拉图对诗的态度问题,并通过对该神话三个层面的解读,考察柏拉图如何构建他的新神话.本文认为对厄尔神话的理解必须放到<理想国>大的政治哲学背景下进行理解,文中提出柏拉图对传统诗人的批判同时也是在批判智者以及智者对城邦基础的攻击,柏拉图试图为城邦确立不同于传统习俗和智者"自然"意义的新的基础,而厄尔神话正是柏拉图在这一新基础上书写的新神话.     

《游叙弗伦》作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申辩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究竟敬不敬神,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游叙弗伦》恰恰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的敬神问题所做的一场更具思想史意义的哲学辩护。正是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指出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是苏格拉底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雅典民主政制发展是这一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而游叙弗伦案例则展现了这一危机的现实图景。苏格拉底通过对虔敬问题的探讨,指明了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可能方向。《游叙弗伦》表明,在思想层面上,苏格拉底作为哲人,对诸神信仰问题的反思和探究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在现实层面上,苏格拉底竭力阻止年轻人游叙弗伦做出不虔敬的行为,又为苏格拉底的两项罪名做了最好的现实辩护。     

《国家篇》中关于正义的技艺论证

本文试图说明,作为《国家篇》核心论题的正义理论,主要是通过技艺论证得以阐明的。技艺论证的范围应比通常理解的更宽泛,它既包括了功能论证,也包括了理性思辨。此论证应视作一个贯穿全书的基础性架构,它先是把正义的对象从个别事物扩展到世界整体,进而从灵魂秩序中为正义找到了一个自然基础,最后把灵魂正义和城邦正义统一起来。借助于对这一论证的分析,可以解决柏拉图正义理论中所谓的"工具性困难"。     

“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

"美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小苏格拉底学派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人们通常认为"美德即知识"(αρετηειυαιγυωσκδ;virtue is knowledge)这一命题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不仅不符合文本事实,而且抹煞了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张力,造成了在解释苏格拉底与其弟子们的哲学的进展与嬗变方面的困难。苏格拉底虽然提出了"美德"与"知识"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提倡人们认识自己和"善"、"美德"的本质,但是他所说的认识(γυω-σιδ)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识(επιστημη),还包含生存实践的层面。柏拉图认为"美德即知识",并力图在知识论层面上给与"善"和"美德"以明确的定义。而小苏格拉底学派则从另一侧面继承发展了苏格拉底哲学,试图从生存实践的层面来定义美德。     

“素王”:对“哲人王”的一种可能解释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城邦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哲人王"的出现,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政治和哲学的对立都使得"哲人王"成为不可能。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家回到洞穴中参与政治生活只能是"外在的强迫",而安德鲁则认为这是出于对哲学"内在的爱",但由于他们共享了关于"政治"的狭义理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在两种解释中都更为凸显。笔者认为,如果援引《高尔吉亚篇》中对宽泛的"政治"的论述,强调政治包括政治治理和人文教化两个方面,将"哲人王"限定在教化意义上的"素王",则"哲人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     

爱欲与政治——《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的神话

阿里斯托芬关于爱欲的神话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居于中心位置,是柏拉图爱欲思想的重要环节。通过阐释这个神话的文本细节,本文将论证,该神话的要旨在于挖掘城邦政治的人性根据,从而在自然层面为习俗做出辩护。在这个意义上,代表诗人的阿里斯托芬与代表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形成尖锐冲突,前者认为爱欲追求的是属己的整全,后者认为爱欲追求的是善好,而对此的最高展现是超越政治的"美本身"。笔者认为,双方的冲突展现了"诗歌与哲学的古老争执",对这一争执的完整而忠实的呈现是柏拉图《会饮篇》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迈蒙尼德论律法、智慧与城邦治理

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经过中世纪阿拉伯宗教哲学家如法拉比的讨论影响了迈蒙尼德的宗教哲学思想。迈蒙尼德在探索如何处理希腊哲学与犹太教传统之间的关系时,面临如何处理个人对终极幸福的追求与理想城邦的治理之间的张力问题。他指出尽管所谓"哲学王"在凭其智慧治理城邦时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优势,具备至高无上地位的神圣律法才是维持民族文化认同、维护城邦社会中公平正义以及个人实现终极幸福的基础,同时迈蒙尼德也强调对犹太教律法所作的任何修订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     

关于正义的不同认识

“正义”(justice)是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公正”基本同义。时至今日,对它的理解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认识发展阶段,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肯定性的原初认识,到霍布斯对正义的否定,再到罗尔斯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对正义的新的肯定。一关于正义的原初认识最早开始思考正义问题的是苏格拉底,而最早比较完整地界定正义范畴的是柏拉图。他在其著名论著《理想国》一书中,明确地将正义规定为每一部分都各司其职,不介入其他部分的事务。在柏拉图那里,正义者最终被证明是哲学家。生意人和武士即使在正义城邦中也不真…     

论哲学在政治上的无能

近来已经日趋具体化的、专门围绕着海德格尔的大名而展开的这场争论 ,由来已久。哲学家们在哪些方面与政治和社会现实有联系 ?他们的问题和洞见能够对我们处理这种现实的进程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987年 11月在巴黎 ,在围绕着法利阿斯 (Ｆａｒｉａｓ)的著作展开讨论的情况下 ,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后来以《回归叙拉古 ?》为题用德文全文发表[1] 。这个题目指的是柏拉图在他自己那个时代所感到的失望 ,当时应叙拉古的僭主 ,即那个城邦的绝对统治者的邀请 ,柏拉图就有关公正的国家观念以及公正的社会秩序问题 ,两次向这位年轻的君主传授…     

从美德伦理学到幸福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美德与运气

关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何种因素造就了幸福的问题,学界形成了美德伦理学和道德运气论两种流行的解释.美德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培养人的美德而非仅仅关注行为的合乎法则;道德运气论认为美德具有脆弱性,受到运气的影响很大.笔者赞同幸福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不仅仅停留在美德层次,它不仅必须上升到美德的成全活动,还必须增添由运气决定的外在善.此外,笔者认为美德行为有因其自身的快乐,相比欲望满足的过程的快乐,作为成全的美德快乐才是更高的快乐.最后,笔者认为伦理美德不能脱离城邦政治,个人美德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秩序,且城邦的美德与幸福最终落在政治家的美德行为的事功之上.     

论托马斯派的世界起源学说

我们就从《神学大圣》第1卷第44问第二题的原文谈起吧。这一“问”,也就像以后的各问一样,都是讨论上帝创造万物的。其中引证的许多话,提供了一幅历史缩写,它表明创世说是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作者告诉我们,古代哲学家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样,逐步走向认识真理。最初,他们的思考带有素朴性,认为世界上只有可从感觉到的物体。而同意物体有运动的哲学家     

有美德的行动与有美德者的快乐

有美德的行动之情感体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伦理学家所热衷讨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注意到有美德的行动与快乐具有紧密关联的哲学家,但其相关讨论由于时代的局限尚难令人满意。我们认为有美德的行动需给相应的有美德者以快乐,这种快乐源于有美德者自身所具有的良善意向的现实展开或实现而取得的某种精神满足,属于一种所谓的意向性快乐,因此我们的观点更多指向有美德的行动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它并不意味着一种道德精英主义的立场。把握有美德的行动需给相应的有美德者以快乐,不仅是把握有美德的行动自身所具特质之关键,而且还是把握美德伦理对恰当行为动机的强调之关键。     

哲学与政治(哲学史方面)

我不拟在本文中全面分析,只想谈谈哲学理论与历代作者们所发展的政治理论或政治纲领的关系史。当然,哲学家的政治观点一向伴以他们的历史哲学、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但也有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没有思考政治理论体系,也没有思考如何把政治理论同自己的哲学协调一致。有时一些哲学家创立了本国政治生活理论,但没有同本体论和认识论联系起来。当代提供了根据一时的政治见解得出人为联系的明显例证。哲学政治尺度常被庸俗化,但K.雅斯贝斯说得对,真正的哲学家应象柏拉图和马克思那样,只应注重大政治,即不仅本国的,还有全人类的政治命运。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出现“政治”这一概念,它是哲学家对其国民事务(这些事务并非只涉及国民     

何为美德：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视角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分歧不在于前者强调美德或性格,而后者只考虑何为正确的行动;相反,他们都充分注意到了道德行动对人的性格或美德的依赖。但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根本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在于道德行动应该出于义务还是美德,还在于美德究竟应当依据自然目的还是实践理性来加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所代表的不仅是美德伦理与义务论的区别,还反映了对美德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解。受亚里士多德启发发展起来的现代美德伦理需要认真对待来自康德哲学的批评,回应现代人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需求,才能迎来真正的复兴。     

虚无与虚假之辨：柏拉图的Not-being概念

本论文集中探讨柏拉图哲学中的Notbeing概念。这个概念在“虚无”和“虚假”这两个语义之间的混淆使得柏拉图的哲学论证在多个场合出现困难。首先,它反映在《国家》第五卷中关于“意见”(doxa)的对象问题上;然后,它出现在《泰阿泰德》中在关于“虚假的意见”之可能性问题上;最后,在《智者》中,柏拉图试图彻底澄清这个问题,并最终以他特有的方式解释了Notbeing的“本性”。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观辨正

一、关于《理想国》中正义论证的争论关于《理想国》中的正义问题以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此的论证,西方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早在1937年《心灵》杂志第183期上,福斯特(M.B.Foster)教授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错误"的论文,对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其对手之间关于正义的讨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理想国》第二卷开篇中格劳孔关于善的三重区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这种区分要求苏     

柏拉图《理想国》卷十的论题、位置和结构

柏拉图<理想国>卷十中的两个问题(对诗的第二次批评和用神话来做结尾)长久以来一直是研究者们聚讼纷纭的对象,由于不能正确理解这两个问题,人们往往认为卷十和全书、卷十自身都缺乏连贯一致性.本文意在推翻这种理解,通过分析<理想国>全书的问题结构及情节论证的发展线索,指明了卷十的位置及前述两个论题出现的必然性,最终有力地捍卫了<理想国>全书及卷十的整体性,并以卷十所涉及到的哲学与诗既冲突又合谐的双重关系为依托,揭示了卷十的结构特性.     

知识、意见与美德——柏拉图的《美诺》

本文试图在柏拉图《美诺》对话文本与克莱因《美诺疏解》的基础之上,就哲学论证与戏剧情节两个层面来探讨《美诺》的相关主题,旨在厘清《美诺》中有关美德从何而来、美德是什么、美诺悖论、学习即回忆、美德非知识、美德不可教、知识与正确意见的关系等等问题,并进而指出柏拉图政治哲学教导的意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