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可教吗?——苏格拉底哲学命题的美德教育悖论

从美德教育理论的角度出发解读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美德即知识",可以发现这一表面上看似悖论的命题正是对"美德可教"命题的全面、一致的哲学阐释:美德要可教,美德就是客观存在的、自身为善的,美德知识正是对美德自身价值性的认识;美德要可教,美德就必须是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的东西,而只有知识才是真正可获得的东西,它一旦拥有就不再失去,是高度知行合一的。从美德教育实践的角度出发解读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其蕴含的真正教育悖论是:忽略了大众的理智有限性,试图把哲学教育运用于大众。     

“凡事开端最重要”——柏拉图《泰阿泰德》“序幕”中的基要问题

柏拉图《泰阿泰德》的显白议题是"什么是知识?",这似乎意味着,苏格拉底和泰阿泰德试图探究"知识的本性",即所谓的"知识论"问题。但柏拉图的"笔法"表明,苏格拉底并没让"哲学"和"泰阿泰德"仅仅停留在试图发现"知识"是"什么",而是引导泰阿泰德在探问"知识"的途中领悟一种政治性的探问:为何求知?换言之,单单追问所谓"知识论"问题,很可能就丢失了柏拉图更为紧迫的教诲。柏拉图精心设计的这个"开端",为我们理解《泰阿泰德》提供了纲领性的线索:只有将一显一隐两个议题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领会,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灵魂学"所探问的"知识",究竟具有怎样的整全面相。     

知识、意见与美德——柏拉图的《美诺》

本文试图在柏拉图《美诺》对话文本与克莱因《美诺疏解》的基础之上,就哲学论证与戏剧情节两个层面来探讨《美诺》的相关主题,旨在厘清《美诺》中有关美德从何而来、美德是什么、美诺悖论、学习即回忆、美德非知识、美德不可教、知识与正确意见的关系等等问题,并进而指出柏拉图政治哲学教导的意图所在.     

沃尔夫斯多夫:"苏格拉底对定义的寻求"

从考察柏拉图早期关于定义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寻求定义的方式可知,苏格拉底对定义的评价是通过考察定义与他所承诺的"F-条件"("F"指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与对话者所探讨的各概念变元)的同一性条件的一致性来达到的.在此过程中,他力图确定定义的真值,其方法是通过考察定义与他所相信为真的"F-条件"的一致性.如果一定义与这些条件不一致,那么就可认为这个定义是错的.而苏格拉底对"F-条件"的相信则建立在"自明"、"共同状态"、"经验"或根据这三者所作的"演绎"的基础上.不过,他没有说明他承诺"F-条件"的认识论根据是什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他对伦理学的认识论问题的回避.他也承认他寻求定义的方式是有局限的.     

苏格拉底真的认为"美德即知识"吗?

根据史料,我们并不能确认苏格拉底真的认为美德即知识,而“美德即知识”在苏格拉底时代是一个比较含混的命题,并没有准确表达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和知识关系的看法。     

经典与阐释:论独立性道德知识何以可能

借助对柏拉图"普遍善"理论的评判以及对人类活动进行不同类型的归类整理,由此形成各自独立的、有着异质界限的不同的知识类型,是亚里士多德突破科学方法论概念对伦理实践活动的限制而确立独立性道德知识的知识论基础。为此,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实践活动的本性出发,将作为"实践的、自为的"道德知识与作为"确切的"科学知识和"他为的"技艺知识进行了"独立意义"上的原则划界。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独立性道德知识的这一判断并予以了新的时代肯定。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方法论普遍性、支配性地应用,导致在道德领域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即认为道德科学不但在于而且能够认识道德现象后面的"齐一性、规则性和规律性"。对此,伽达默尔从哲学解释学出发,根据道德知识的不确切性、目的性以及可理解性等知识本性,完成了独立性道德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划界工作。     

论孔子仁学的实践特性

孔门"问仁"关注的不是"仁"的普遍定义,而是"仁"的表现及实践方法问题。这一点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追求事物普遍定义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轴心时期,中西方哲学突破的不同方式造成了这一根本差别: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突破更多采取了破旧立新的方式,而中国哲学的突破则采取了温和、渐进、连续的方式。受此影响,古希腊哲学家倾向于用理性怀疑传统,进而追求世界的本原和事物的普遍定义,以期重建伦理规范和价值原则,而中国哲学家则认为传统的伦理规范与价值原则总体而言仍具有自明性与有效性,因此他们更加关注如何将它们在现实中实践出来。这一点不同决定了西方哲学更加注重思辨,而中国哲学更加重视实践。     

苏格拉底的“无知”与明智

在柏拉图的某些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坦诚的"无知"常被看作谦虚的象征,由此人们或者制造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立,或者把二者都解释为一种不可知论。但通过更深入地考察表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无知"其实是一种同时以"知识"和"无知"为对象的知识,即"明智"(sophrosyne)。明智作为一种整全性的、总是把对立双方包揽在自身之内的辩证知识,也是"勇敢""节制""公正"等美德的基础。简言之,苏格拉底的"无知"仍是柏拉图的知识至上主义的一个反映。     

《巴门尼德》与柏拉图式辩证术

《巴门尼德》的主题是形相论(理念论)与辩证术,柏拉图式辩证术问题与他应对智术师运动及其背后的前苏格拉底“存在之战”直接相关。本文考察柏拉图改造修辞术为辩证术的过程和哲学意义,以此定位形相与辩证术的位置。《巴门尼德》的形相论批判和辩证术展示指向共同的目的,即呈现逻辑推理与范畴描述对于人类认识存在的作用及限度,并由此凸显辩证术对于哲学探究新路彳圣的意义,这篇对话传达了柏拉图对人类认识与存在之问的深刻反思。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在背反及其现代效应 ——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看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通过一种经验主义的辩证法讨论实践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在论述至善作为一种内在的合目的性时又预设了一个形而上学前提,这导致亚里士多德在面对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态度暧昧,陷入一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导致这种内在悖谬的理论根源在于亚氏没有明确区分知识论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形而上学,进而没有区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至善与经验意义的具体个别的善。这种混淆会导致仅具有知识论意义的具体的善的充当形上的善,即具体的善的僭越,同时也会模糊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的界限,从而导致美德的恐怖统治。     

美德与教化——基于中西比较的视域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两个重要命题:"美德即知识"和"美德可教"。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知识,是超验的,而不是那种个人的、主观的、经验的意见,因此,相对于不可教的主观意见而言,美德是知识,是可教的。围绕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智者的主要分歧在于:苏格拉底认为人具有自身的善,教化主要是让人发现自身的善,以增强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格劳孔则更强调人性的自私,强调法律等外在他律。就美德与教化的问题,中国古代哲人也进行了深思,特别是儒家对美德与教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而重视道德教化,孟子主性善而强调反求诸己,荀子主性恶而重视礼法约束,王阳明的致良知则在孟子良知说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道德教化与知行合一的关系。中西哲人有关美德与教化的讨论体现了人类对于普世道德的追问,同时也展现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旨趣。     

重温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反驳与辩解

本文通过对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及其反驳与辩解的分析,揭示了道德哲学领域中三个重要的问题:人类道德行为是否只受理性的支配;道德哲学要不要涉及实践领域;能否在价值领域建立可靠的知识.     

论“美德伦理学”的“知识”基础——兼论科学思维的真正确立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他们的伦理学不仅建立在他们借以清理、审定"神话神学"的"理性神学"基础上,而且以他们所追求的"知识"为基础。后面这一点一直规定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思考。不过,在苏格拉底-柏拉图这里,这种"知识"被严格区别于日常经验中的知识,他们把后者称为"意见"。他们心目中的真知识,也即被他们当作伦理学之基础来探究的那种知识,实际上被当作一种"全视角"或"无视角"的"知识"来理解和追求。虽然以这种知识为基础的伦理学在确立伦理规范这一工作上并无所成,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希腊人正是在追寻这种"全视角知识"的努力中确立了科学,从而把人类带上了以具有自身同一性的概念去展开、理解世界的道路。     

从康德道德哲学看“理型”的来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论断:苏格拉底的"定义"指向事物普遍本质的内涵,这和柏拉图的"理型"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定义"是"理型"的思想来源。但在康德道德哲学的视域中,这个论断很难成立。"定义"指向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知识领地,"理型"则指向作为超感官之物的道德知识领地。在苏格拉底哲学中,道德知识领地的正面断定是通过"精灵"(■)完成的,"定义"仅仅通过其消极性产生警醒作用。"精灵"才是柏拉图"理型"的真正思想来源,而两者都是在道德哲学的背景中提出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中庸之道

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中庸"(或"中道")概念,并以此为基础阐发了其"美德"学说。本文通过分析并比较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学说和柏拉图的相关思想,表明柏拉图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庸美德"的学说;进而指出,柏拉图的二元本原学说不仅为"中庸美德"作了形而上的奠基工作,而且为后学指出了一条明确的走向美德之路,即通过辩证法知识而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后者恰恰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柏拉图的至善之谜

柏拉图的伦理学中最高的概念是"善的型",也就是"善本身"或者"至善"。他从未阐明"至善是什么",甚至认为这只能是一个留给读者的谜语。通过梳理《国家篇》、其他对话和书信中关于至善的线索,基于文本分析和语境还原,有可能追索"至善之谜"的答案。至善不仅在柏拉图的元伦理层次上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而且在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美德伦理学、教育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启示,因而可以透过多维度对其进行把握。     

生态环境危机诸原因的伦理学批判

引起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极其复杂。本文拟从认识根源、文化根源、社会根源三个方面对它作出伦理学的批判。 一 认识根源 早在2000年以前,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提出了一个极有见地的命题:“美德即知识”。真与善是统一的。“美德即知识”的命题     

爱欲与政治——《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的神话

阿里斯托芬关于爱欲的神话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居于中心位置,是柏拉图爱欲思想的重要环节。通过阐释这个神话的文本细节,本文将论证,该神话的要旨在于挖掘城邦政治的人性根据,从而在自然层面为习俗做出辩护。在这个意义上,代表诗人的阿里斯托芬与代表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形成尖锐冲突,前者认为爱欲追求的是属己的整全,后者认为爱欲追求的是善好,而对此的最高展现是超越政治的"美本身"。笔者认为,双方的冲突展现了"诗歌与哲学的古老争执",对这一争执的完整而忠实的呈现是柏拉图《会饮篇》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金岳霖共相论剖析

金岳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系统地表述在《论道》和《知识论》这两部著作之中。综观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我们可以说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他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知识论》主要是论述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认为知识论的对象是“知识底理”,而所谓“知识底理”即是“共相底关联”。对于什么是共相或共相的关联,《知识论》虽有所论列,但对之并未作充分而系统的阐述,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如何在殊相中求“知识底理”或“共相底关联”;而且它所涉及的共相也仅限于“有观的共相”,即整部《知识     

格劳孔与古各斯戒指——管窥《理想国》第二卷中格劳孔挑战的伦理学价值

格劳孔在<理想国>第二卷中对苏格拉底提出系统的挑战,这个挑战本身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几乎所有的西方伦理学思想都可以在此找到渊源.对这一挑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比研究包括契约论、功利主义、康德伦理学在内的伦理学思想.而格劳孔更像是一个标记,他的出场方式和他与阿德曼托斯和柏拉图的关系和苏格拉底对前两者的态度都显示,我们不应轻易忽视.格劳孔,不仅仅是书中苏格拉底的同行者,与苏格拉底一起探讨问题.更是柏拉图的代言人,让柏拉图可以以一个隐身的作者的身份,与苏格拉底一起共同解决古希腊的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