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飞行安全文化特征评价方法的因素分析研究

本研究采用航线飞行管理态度调查量表（FMAQ2．0,国际版）,旨在通过对中国航线飞行员试用结果的分析考察FMAQ2．0的因素结构及其在评价中国航线飞行安全文化特征的有效性。本量表主要由基本工作态度、飞行管理态度、自动化驾驶态度三个分量表所构成。在对来自国内四大骨干航空公司174名航线飞行员测试结果进行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取出了组织信任度、工作满意度、交流协作、权力梯度、风险意识、自动化依赖和自动化认识等七个表征现代航线色行安全文化特征的主因素。研究结果初步表明,FMAQ2.0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能够作为评价和分析航线飞行安全文化特征的工具。     

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验证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作为航线飞行安全文化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通过对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合对驾驶行为规范性水平的实时评估,测定量表的信效度.结果表明:(1)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三因素结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和较高的信、效度,达到了心理计量学的标准.(2)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能够有效地预测驾驶行为规范性水平.研究结果确认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航空安全文化特征诊断.     

航线驾驶安全行为多维评价量表的构建

结合现代航线驾驶工作特性及CRM和TEM模型基础上, 通过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 筛选出现代航线飞行员驾驶安全所必备的27种关键行为特征, 构成中国文化背景下航线驾驶安全行为评价量表的检测项目。对118名中国航线飞行员测评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 由自动化系统认识、领导和管理、情境意识与决策、人际交流与合作技能组成的四维模型优于其他假设模型, 且在四个飞行阶段中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以其中86名飞行员的安全绩效考核(安全规章、飞行作风、飞行技能和机组管理)数据和飞行员在每个飞行阶段的驾驶安全行为总体表现为效标变量, 以航线驾驶安全行为评价量表四个维度上的驾驶行为特征为预测变量分别进行层次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航线驾驶安全行为多维评价量表具有良好的预测效度; 四个维度变量对维护不同飞行阶段的驾驶安全行为分别具有显著的贡献性, 且这种贡献性因飞行阶段的任务不同而有所差异。航线安全驾驶行为多维评价量表的构建, 不仅为航线飞行员安全驾驶行为规范性评估、机组驾驶行为问题诊断以及安全绩效考核提供了一套客观有效的评价工具, 而且也为有针对性的设计航线飞行员选拔模式和有效实施机组人员非技术性技能/CRM训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航线飞行技术性技能与航线飞行阶段任务的关系研究

通过文献、专家意见和问卷调查,构建了现代航线飞行技术性技能多维评价量表。对118名航线飞行员测评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由倾斜控制、偏航控制、平衡控制和速度控制构成的4维模型在飞行准备/滑行、起飞/爬升、巡航、下降/进近/着陆四个飞行阶段均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各维度对不同航线飞行阶段任务均有显著影响。航线飞行技术性技能评价量表的构建为现代航线飞行员选拔与训练、机组驾驶行为规范性评价以及飞行安全管理考核模式的设计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基础。     

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风险知觉和危险态度的作用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257名中国航线飞行教员、机长和副驾驶,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分析探讨了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 以及在这一影响过程中风险知觉和危险态度所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1)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高风险容忍飞行员的驾驶安全行为水平显著低于低风险容忍飞行员; (2)风险知觉在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即高水平的风险知觉削弱了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负向影响。(3)危险态度在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 且这种中介作用的实现又受到风险知觉的调节, 即危险态度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航线飞行员危险态度测量及对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

为了探讨现代航线飞行员危险态度特点及其与驾驶安全行为的关系,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编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航线飞行员危险态度问卷,并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257名飞行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自信、冲动性、男子气概、焦虑、服从性和风险意识等因素能解释飞行员危险态度总体变异的60.275%,同时对驾驶安全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六维结构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现代航线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评估的预测指标。     

根植于航空安全文化的内隐安全态度的预测效应

采用飞行管理态度问卷FMAQ 2.0作为航空安全文化背景下外显安全态度的评价工具, 并设计了两个安全态度的内隐联想测试(IAT)对134名飞行员进行了调查, 同时运用专家评定法对其飞行绩效进行了评价, 结果发现：(1) 航空安全态度的IAT效应值较强, 飞行安全更多与积极评价和积极情感联系在一起, 对飞行风险与冒险是消极评价与回避。(2) 外显和内隐安全态度既相关又分离：评价性内隐安全态度和外显态度的驾驶舱工作态度、情感性内隐安全态度和驾驶舱工作态度与自动化驾驶态度显著正相关, 且总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正相关显著, 同时模型数据显示二者是分离性结构。(3) 外显和内隐安全态度均能预测安全绩效, 其中外显态度对飞行作风、飞行技能和机组管理的预测率较高, 内隐态度在安全规章上预测率较高, 其共同预测模型拟合良好。结论：外显与内隐安全态度、安全绩效及其相互关系共同构成特定航空安全文化的完整模型。     

认知特征、场独立性与飞行空间定向关系的研究

通过认知分化测验（ＣＬＢ）、团体镶嵌图形测验（ＧＥＦＴ）以及飞行定向水平的模糊评价技术,旨在检验认知特征、场独立性和飞行空间定向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１）高水平的视觉空间认知能力及较强的场独立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获得一个良好的飞行定向水平,而且还构成了预测定向水平差异的有效指标;（２）场独立性特征与空间认知特征之间存在着一个很高的相关。具有较强场独立性特征的飞行员往往也具有较为典型的空间认知特征;（３）错觉水平较低的飞行员与中、重度错觉水平组飞行员在空间认知、认知分化和场独立性上的得分分别构成了显著的差异,表明轻度组飞行员在空间定向中表现出了良好的视觉空间信息组织、加工和某些元认知技能方面的优势。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视觉空间认知加工和场独立性水平与飞行空间定向之间的紧密关系。     

自动化飞机驾驶舱中人-自动化系统交互作用的心理学研究

1 引言自动化技术的引进改变了飞机驾驶舱的人机界面和飞行操作方式。自动化驾驶舱不仅给飞行员提供了对自动化控制层次(即手动、半自动和全自动)的选择,而且也提供了由自动油门、俯仰和横滚三种维度组成的百余种飞行控制方式,从而飞行员可通过自动化系统监控飞行操纵。与此同时,灵活多样的控制层次和方式的操纵对飞行员的认知加工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大型民用客机为例,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的心理学研究,讨论和分析这种认知加工能力的新要求以及飞行员与自动化系统间的交互作用,以探讨进一步提高飞行安全的途径。     

飞行错觉水平评定方法的初步研究

本文从飞行错觉发生的类型和频率出发,尝试对飞行员在实际飞行中所产生的错觉水平或空间定向能力做出基本的评定。本研究采用区间模糊统计的方法,对飞行错觉的类型（倾斜错觉、俯仰错觉、方位错觉、反旋转错觉和倒飞错觉）和频率（从无、偶尔、时有、经常、总是）做了经验的赋值工作,分别计算出了这些模糊概念（除从无外）的心理量表值和模糊度。同时我们认为,飞行错觉水平是频率与类型的函数,其数学表达式为：,并将这一表达式作为评定飞行员飞行错觉水平的基本模型。     

National culture and flight deck automation: results of a multination survey

Attitudes regarding flight deck automation were surveyed in a sample of 5,879 airline pilots from 12 nations. The average difference in endorsement levels across 11 items for pilots flying automated aircraft in 12 nations was 53%, reflecting significant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on all items, with the largest differences observed for preference and enthusiasm for automation. The range of agreement across nations was on average four times larger than the range of agreement across different airlines within the same nation, and roughly six times larger than the range across pilots of standard and pilots of automated aircraft. Patterns of response are described in terms of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ultur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for development of safety cultures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 training are discussed.     

飞行员风险知觉：概念、测量及研究理论取向

风险知觉是飞行员进行正确风险管理的核心,对保证航空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不同研究者对飞行员风险知觉的概念进行综述,又与传统的知觉和危险知觉进行了区分。其次,文章简明地介绍了飞行员风险知觉的测量方法,包括外显的主观评价法、飞行模拟器测验、内隐联想测验等方法,分析各种方法的内容与其优缺点。最后,本文分别从认知理论取向和组织文化理论取向两个方面来探讨飞行员风险知觉的研究,并针对两种理论取向,提出相应的未来研究方向。     

飞行员风险知觉的影响因素及加工机制

风险知觉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成分,显著影响飞行安全。本文首先综述了飞行员风险知觉的影响因素,发现飞行环境、飞行员特征和组织文化等均会对飞行员的风险知觉产生影响。其次,借鉴汽车驾驶员危险知觉模型,比较飞行员与汽车驾驶员的差异性,并结合影响飞行员风险知觉的因素提出飞行员的风险知觉是一个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和行为倾向的三阶段加工过程,且采用串行和并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加工。最后,就飞行员风险知觉加工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不足提出建议。     

航空安全文化评估新进展

安全文化作为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组织成员安全态度和行为的核心价值体系,通过个体变量对组织安全保健和安全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安全态度与价值观层面上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探讨航空安全文化的结构成份,不仅揭示了安全文化现象背后的基本隐形内涵,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文化因素在现代航空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该文阐述了安全文化与航空安全管理的关系问题,介绍了不同航空组织内安全文化的作用及评估机制,并进一步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影响直升机飞行员飞入IMC的心理因素——一项基于三十年间NTSB事故报告的研究

气象因素对通航运行安全有重要影响,以此可以明确“直升机飞行员飞入仪表气象条件将会威胁飞行安全”这一基本事实。然而从近30年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所记录的200起在仪表气象条件下的直升机事故来看,有近一半的飞行员有意地飞入仪表气象条件。这驱使研究者探究这一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基于大量的文献,总结出飞行员的知识/经验、决策动机、情景评估、风险管理、认知偏差和社会压力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一行为。     

Cockpit-cabin communication: II. Shall we tell the pilots?

In a previous article (Chute & Wiener, 1995), we explore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n an airliner's crew: cockpit and cabin.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a particular problem: the dilemma facing the cabin crew when they feel that they have safety-critical information and must decide whether to take it to the cockpit. We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reluctance of the flight attendant to come forward with the information, such as self-doubt about the accuracy or importance of the information, fear of dismissal or rebuke by the pilots,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terile cockpit rule. Insight into crew attitudes was based on our examination of accident and incident reports and data from questionnaires submitted by pilots and flight attendants at two airlines. The results show confusion and disagreement about what is permissible to take to the cockpit when it is sterile, as well as imbalances in authority and operational knowledge. Possible remedies are prop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