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管理态度对航线飞行驾驶行为规范性的影响

在对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飞行员航线飞行中所表现出的驾驶行为规范性水平的实时评估, 着重探讨了飞行管理态度与航线飞行员驾驶舱操作行为规范性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1）由基本组织态度、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所构成的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三因素结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和较高的信、效度,达到了心理计量学的标准。（2）基本组织态度中的组织信任度和工作满意度分别对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飞行员的驾驶行为,而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两个因素对航线飞行驾驶行为的规范性有显著影响。研究提示,基本组织态度通过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间接影响驾驶行为的规范性。因此,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构成了影响航线飞行员驾驶行为规范性的两个重要中介变量。研究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航空安全文化特征诊断和CRM训练奠定了一定的工作基础     

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验证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作为航线飞行安全文化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通过对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合对驾驶行为规范性水平的实时评估,测定量表的信效度.结果表明:(1)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三因素结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和较高的信、效度,达到了心理计量学的标准.(2)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能够有效地预测驾驶行为规范性水平.研究结果确认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航空安全文化特征诊断.     

航线驾驶安全行为多维评价量表的构建

结合现代航线驾驶工作特性及CRM和TEM模型基础上, 通过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 筛选出现代航线飞行员驾驶安全所必备的27种关键行为特征, 构成中国文化背景下航线驾驶安全行为评价量表的检测项目。对118名中国航线飞行员测评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 由自动化系统认识、领导和管理、情境意识与决策、人际交流与合作技能组成的四维模型优于其他假设模型, 且在四个飞行阶段中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以其中86名飞行员的安全绩效考核(安全规章、飞行作风、飞行技能和机组管理)数据和飞行员在每个飞行阶段的驾驶安全行为总体表现为效标变量, 以航线驾驶安全行为评价量表四个维度上的驾驶行为特征为预测变量分别进行层次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航线驾驶安全行为多维评价量表具有良好的预测效度; 四个维度变量对维护不同飞行阶段的驾驶安全行为分别具有显著的贡献性, 且这种贡献性因飞行阶段的任务不同而有所差异。航线安全驾驶行为多维评价量表的构建, 不仅为航线飞行员安全驾驶行为规范性评估、机组驾驶行为问题诊断以及安全绩效考核提供了一套客观有效的评价工具, 而且也为有针对性的设计航线飞行员选拔模式和有效实施机组人员非技术性技能/CRM训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根植于航空安全文化的内隐安全态度的预测效应

采用飞行管理态度问卷FMAQ 2.0作为航空安全文化背景下外显安全态度的评价工具, 并设计了两个安全态度的内隐联想测试(IAT)对134名飞行员进行了调查, 同时运用专家评定法对其飞行绩效进行了评价, 结果发现：(1) 航空安全态度的IAT效应值较强, 飞行安全更多与积极评价和积极情感联系在一起, 对飞行风险与冒险是消极评价与回避。(2) 外显和内隐安全态度既相关又分离：评价性内隐安全态度和外显态度的驾驶舱工作态度、情感性内隐安全态度和驾驶舱工作态度与自动化驾驶态度显著正相关, 且总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正相关显著, 同时模型数据显示二者是分离性结构。(3) 外显和内隐安全态度均能预测安全绩效, 其中外显态度对飞行作风、飞行技能和机组管理的预测率较高, 内隐态度在安全规章上预测率较高, 其共同预测模型拟合良好。结论：外显与内隐安全态度、安全绩效及其相互关系共同构成特定航空安全文化的完整模型。     

航线飞行技术性技能与航线飞行阶段任务的关系研究

通过文献、专家意见和问卷调查,构建了现代航线飞行技术性技能多维评价量表。对118名航线飞行员测评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由倾斜控制、偏航控制、平衡控制和速度控制构成的4维模型在飞行准备/滑行、起飞/爬升、巡航、下降/进近/着陆四个飞行阶段均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各维度对不同航线飞行阶段任务均有显著影响。航线飞行技术性技能评价量表的构建为现代航线飞行员选拔与训练、机组驾驶行为规范性评价以及飞行安全管理考核模式的设计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基础。     

航线飞行员危险态度测量及对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

为了探讨现代航线飞行员危险态度特点及其与驾驶安全行为的关系,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编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航线飞行员危险态度问卷,并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257名飞行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自信、冲动性、男子气概、焦虑、服从性和风险意识等因素能解释飞行员危险态度总体变异的60.275%,同时对驾驶安全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六维结构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现代航线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评估的预测指标。     

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风险知觉和危险态度的作用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257名中国航线飞行教员、机长和副驾驶,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分析探讨了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 以及在这一影响过程中风险知觉和危险态度所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1)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高风险容忍飞行员的驾驶安全行为水平显著低于低风险容忍飞行员; (2)风险知觉在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即高水平的风险知觉削弱了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负向影响。(3)危险态度在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 且这种中介作用的实现又受到风险知觉的调节, 即危险态度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飞行员风险知觉的影响因素及加工机制

风险知觉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成分,显著影响飞行安全。本文首先综述了飞行员风险知觉的影响因素,发现飞行环境、飞行员特征和组织文化等均会对飞行员的风险知觉产生影响。其次,借鉴汽车驾驶员危险知觉模型,比较飞行员与汽车驾驶员的差异性,并结合影响飞行员风险知觉的因素提出飞行员的风险知觉是一个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和行为倾向的三阶段加工过程,且采用串行和并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加工。最后,就飞行员风险知觉加工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不足提出建议。     

民航飞行学员选拔方法的建立：中德飞行学员能力测验分数的比较

９０年代初,中国民航在有关现代航空人类因素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其飞行员选拔程序展开了一系列的修订工作。随着空中交通密度的逐渐增高,新型喷气客机的问世以及国际航线的不断延伸,从而使今后对高素质飞行员的需要更加迫切。１９９４年中国民航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携手合作,旨在评价德国这套较为成熟的飞行员选拔程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该测试系统包括人格、心理运动以及诸如航空知识、操作等能力因素的测量与评价。经一系列汉化及文化适应性修订后,３４６名中国飞行候选者接受本套系统的测试。结果表明,与德国候选者相比,中国被试在技术知识和数学能力上显著优于德国被试,但在心理运动和英语听力方面却显著低于德国样本的均值水平。１９９８年将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一道开展该测试系统的效度研究。     

影响Sternberg双重任务测验评定飞行能力的因素分析

１前言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双重任务作为一种典型的心理运动测验,以测量人的手一眼协调能力和双任务下的注意分配能力为目的．受到心理选拔工作的高度重视,在许多著名的心理测验系统中都可以找到该技术的踪影。研究中我们发现,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双重任务主要用于评价实际飞行的快速反应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实际飞行操纵能力和飞行能力综合评价。但由于飞行员年龄、文化程度和驾驶飞行机种的差异,其评价效果是有差异的。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年龄、文化程度和飞行机种对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双重任务测验成绩的影响,探讨三项因素对双重任…     

National culture and flight deck automation: results of a multination survey

Attitudes regarding flight deck automation were surveyed in a sample of 5,879 airline pilots from 12 nations. The average difference in endorsement levels across 11 items for pilots flying automated aircraft in 12 nations was 53%, reflecting significant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on all items, with the largest differences observed for preference and enthusiasm for automation. The range of agreement across nations was on average four times larger than the range of agreement across different airlines within the same nation, and roughly six times larger than the range across pilots of standard and pilots of automated aircraft. Patterns of response are described in terms of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ultur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for development of safety cultures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 training are discussed.     

飞行员风险知觉：概念、测量及研究理论取向

风险知觉是飞行员进行正确风险管理的核心,对保证航空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不同研究者对飞行员风险知觉的概念进行综述,又与传统的知觉和危险知觉进行了区分。其次,文章简明地介绍了飞行员风险知觉的测量方法,包括外显的主观评价法、飞行模拟器测验、内隐联想测验等方法,分析各种方法的内容与其优缺点。最后,本文分别从认知理论取向和组织文化理论取向两个方面来探讨飞行员风险知觉的研究,并针对两种理论取向,提出相应的未来研究方向。     

自我效能感影响航线飞行安全绩效的多重中介模型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138名民航飞行员,探讨了自我效能感对飞行安全绩效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组织信任、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的作用。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对组织信任、组织承诺、工作投入和安全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组织信任在自我效能感对组织承诺、工作投入、安全绩效的影响中有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承诺与工作投入在自我效能感对安全绩效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自我效能感对安全绩效有直接效应,并可通过组织信任、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对安全绩效产生间接影响。     

Reducing MMPI-2 Defensiveness: The Effect of Specialized Instructions on Retest Validity in a Job Applicant Sample

The MMPI-2 is often used for screening job applicants when public safety or security are at risk. Inherent in such applications is concern for profile validity and test defensivenes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revised instructions on profile validity for a group of job applicants who initially produced invalid profiles. Participants were 271 male applicants for airline pilot positions. Of these, 72 produced invalid defensive MMPI-2 profiles during preemployment screening. The MMPI-2 was readministered to these applicants with instructions informing them of validity scales and instructing them to respond in a more open, honest manner. Comparisons were made between valid and invalid profiles for ini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between valid and invalid profiles at readministration. Some clinical scales were more elevated for valid, nondefensive profiles. Most content scales showed more elevation for valid profiles, and 12% of the applicants who were retested produced significant elevations on the content scales. Profiles were similar to those produced by employed pilots of a previous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