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道学—道统”论重探

许多学者在内圣之学的规模下叙述朱子道统论;余英时先生则提出道学与道统之辨,从时间、人物上来为道学与道统划界,指出道统之为内圣外王合一。此两方观点互有得失。在朱子,道学与道统在时间、人物上界限重合,实无分别;而尤其根据对《中庸章句》之序与经、注的内在关联等之考论,可知道统之"统"当训为"绪—业"(而非"谱系"),道统即道之"统绪—事业"(而非道或道学之传授谱系);道统之大本是内圣,道统之实质是内圣外王之合一;道学之传本身也是道统之传的一种方式。由此而可澄清相关误解、深化相关探究。     

朱子对程门后学心性论思想的批判和总结

心性论是洛学建构的核心内容。程朱之间的程门后学接续二程,阐释和深化洛学的核心话语,使心性论思想上的分歧和共性更加显豁地展示出来。朱子为重塑道统,采取扬弃的态度审视程门后学的心性论思想,从气质之性、工夫论、仁学三方面对程门后学的心性论思想进行反思、批判、总结和开新,最终建构了集大成的闽学体系。     

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子的"道统—道学之辨"进行了重构,指出朱子那里存在着道统与道学的严格区分:道统是孔子之前的有德有位的圣王之间相传的谱系,而孔子有德无位,只能开创道学却未能继承道统。然而,他的这一重构与朱子的本意相距甚远。对朱子而言,道统是道学的传授谱系,道学是道统的传承内容。而道学的具体内容则是一套实现内圣的修养工夫,同时也是历代圣贤相传的治理天下的"密旨"、"心法"。在位的人君作为统治者,只有按照这一套工夫系统进行自我修养,才能够通过内圣的修养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子对道统与道学的论述包含着对在位的人君进行政治立法的诉求。     

一而二,二而一:朱子哲学的思维结构与理论纲脉

现有的朱子哲学研究往往重于概念分疏和思想流变,常令人迷于节目之繁而不得其纲领,或难于贯通。朱子明确指出"巨细相涵""先立乎其大"———这是朱子方法论的自觉,强调学问的整体性与圆融性。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出发,认为"一而二,二而一"是朱子哲学核心的思维结构,是其总纲与枢要,是对待与流行的圆融。贯而通之,其人道论是"心统性情";天道论是"道兼理气";工夫论是"敬贯体用"。由此,天人心道贯通,本体工夫契合,从而展现出朱子哲学之脉络。     

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     

“神圣性”问题在宗教学中的理论演进

对"神圣性"的研究在西方宗教理论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现代宗教学的神圣性以麦克斯·缪勒的"无限”观念为起点,在化约论的包围下逐步形成和确立了自主领域.宗教现象学对神圣性问题的论证更是包含着"存在之思”的倾向,然而其一方面反对化约论的极端理性主义倾向,一方面也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对宗教学中的神圣性问题的理论争议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重新思考"神圣性”这一古老命题,而且促使人们对宗教学各学科理论模式的缺陷进行反思,明晰宗教学各学科之间的矛盾的渊源.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研究与检讨——从朱陆异解到《性自命出》“实性者故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难解释的一章。(1)从朱陆异解到近来,学者的意见大抵分为两系,一系认为孟子对于"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三句持肯定态度,朱子、焦循、俞樾、杨伯峻等属于此系;另一系认为孟子对于此三句持否定的态度,陆象山、毛奇龄、徐复观、裘锡圭等属于此系。两派学者对于《孟子》此章的解释大殊。(2)竹书《性情论》(即《性自命出》)的公布,引发了对于《孟子》此章含义的重新探讨。裘锡圭等认为援引竹书来解释《孟子》此章是有效的,但可能未必如此。竹书"室性者故也"之"室",应当读为"实";"故"在竹书中是一个褒义词,指有为或有目的的活动,具体指诗、书、礼乐"三术",而非诈故、巧故之义。(3)对于"天下之言性也"三句,孟子持肯定态度;"肯定系"的解释是可取的。朱子等人的解释带有时代特征,也未必尽是。"故"当训为"本故""本然","利"当训为"顺利"。孟子的意思是说,天下之言性,不过是以其本故来谈论其善恶罢了;若以性之本故谈论其善恶,那么在思考、判断其善恶问题上即应当以顺利其性为根本原则。     

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

学界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读多从仁之名义、仁礼关系入手,朱子则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其次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总之,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朱子"不用某底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准确理解其思想之密钥。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朱子学的治学方法、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以朱子、勉斋《论语精义》之辨为中心

探究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的治学方法,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题中之义。朱子的治学方法,集中体现于其最有代表性的四书学中。《论孟精义》作为朱子《论孟集注》的蓝本和阶梯,充分反映了朱子对二程学派思想的传承与吸收,构成了朱子《四书》思想演变的重要一环。而朱子与勉斋就《精义》的讨论,体现了朱子学"虚心熟读而审择"的治学方法、"会看文字"的治学要求、"读书不可不仔细"的治学理念,彰显了朱子学长于分析、善于继承、当仁不让的反思批评精神,显示了朱子学实是"略一绰过"浮浅学风之"天敌"。因此,朱子学对于当前传统儒学之创新与转化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仁义之根"与"万善之原"——关于李二曲"性论"的几个问题

作为明清之际理学大家,李二曲融摄了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其关于"性"之论述既有朱子"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义涵,又与阳明"心之本体即是性"、"心即性"的思想相契.其"性"之思想表述内容丰富,既有道德本体之义,又有宇宙论事实叙述.作为道德本体之"性",未发之时它无善无恶,湛然虚明;已发之时便产生情.为保证性情同一,李二...     

为何朱子慎言德性之知?

杨儒宾提出朱子慎言德性之知的问题,本文以理学发展的脉络为线索,认为朱子这一态度是其扬弃张载和二程相关论"知"思想的结果。张载首创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之分,这是其以本末二分模式论本体、心性之必然结果。程颐虽也强调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却强调"正心诚意"工夫必须在"格物致知"上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朱子慎言德性之知,与其以"理一分殊"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关。朱子强调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在本源上相通、在分殊上相异,因此"格致"工夫就不可预设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而应在"分殊"上见"理一"。与此相对,阳明强调"此知之外更无知",良知必以见闻为发用。阳明此论,旨在批评朱子的"析心与理为二",也没有预设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     

《易传》心性论抉隐

在目前学界关于简、帛<易>出土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讨论<易传>心性论思想,认为<易传>总体性质是仁德已尽之后的智德,思想实质合于孔子之道,以尽性至命的穷神知化为思想核心.<易传>心性论比较隐微,经常与本体论结合在一起论述,不主要从人性生成的角度论心性,更主要是以"神"概念表达心体觉性,其思想实质是基于心性之体同于大化之体的本体阖辟论,而不是生成论.<易传>以"寂感之体-神-几"模式表述心与意识的结构,"圆而神"与"方以智"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心的两种认知方式.<易传>心性论的重点在圣智觉性,于本体与现象之际抉择人之心性作为天地之中,又以圣智觉性作为心性之中,由此阐发"穷神知化,由通礼乐"的内外一贯之道,这是<易传>心性论思想的根本特征.又对<中庸>与<易传>作了许多义理比较.     

追寻中华道统思想的历史轨迹——读蔡方鹿《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

蔡方鹿教授的《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 0 3年版 )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 ,无疑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本人才识浅陋 ,对于被牟宗三称为“中国文化生命”的所谓“道统”问题本来没有多少发言权 ,这里不揣冒昧 ,简单谈谈拜读后的一点感受。在中国思想史上 ,首先对于道统问题加以关注的是唐代的韩愈。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认为“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因由《孟子》卒章所启发 ,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金明馆丛稿初编》 ,第 2 85页 )。其实 ,“道统论”的提出是一回事 ,而“道统”的客观存在又是另一回事。中华…     

从伦理之道到本体之道——韩愈、二程道论与唐宋道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的儒学道论存在着由伦理之道向本体之道发展的趋势,这在韩愈、二程的道论上尤为明显。韩愈复兴儒学,建构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具体表现在为政、为人等方面。韩愈以此为依据,从伦理道德入手批判了佛教;其"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等思想,又阐述了伦理之道如何传承的问题。二程以"天理"为本体,"道"作为天理的表现形式,具有本体色彩;本体之道外化为具体的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之道。二程还以本体之道为基础,批判了韩愈的人性论以及佛教之道,延续和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思想,建构了以"格物"为核心的致知论和以"诚""敬"为核心的修养论。从韩愈的伦理之道到二程的本体之道,是儒学之道本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为迎接佛老本体论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常与万法:朱子"天命""率性"注的伦理关怀

宋代以性为本的本体论思潮,关联的是有关存在的思考.由之而来的存在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张力,也不期地呈现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之中.朱子视《中庸》首章为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写下的文本,其对之所做的注释,就有着标志道学身份并由此指认异端的功能,这突出体现在其为"性""道""教"所作的诠解中.如果说"天命之谓性"是对"吾儒本天"身份的宣告.那能否通过"率性之谓道"建立起五常与万法的联系,便是这一"本天"立场能否落实的关键.朱子对《中庸》首章的注释,正包含着他克服这一张力的努力.     

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

随着“气质之性”说的确立,“气”的观念成为朱子晚年讨论已发未发问题时的一个要素。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于朱子学中所说的“未发”,如果从性去理解可称为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性派中,又可细分为主“天地之性”说和主“气质之性”说。主心派中,又可细分为“未发为中”说和“未发不中”说。通过这些不同理解,可见有的问题朱子本人虽论述较少,但却成为后世朱子学者的重要讨论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朱子学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派别,这一过程也使得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各种逻辑可能性得以渐次展开。     

理教与经教之间——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四书》,发明《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面对五经中的礼乐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帝王之学"旨在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