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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与易学之关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四书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之一,是 将伏羲、神农和黄帝引入道统,置于尧舜之上,并将道统心传之源上溯至太极。在儒家经典 中,羲、农、黄三位圣王见于《周易·系辞传》,而太极范畴亦出于《系辞传》,故朱子的 新道统说乃是根植于易学的。朱熹在其四书学代表作品中推举伏羲,又将太极观念作为道统 之源,说明其四书之学乃是以易学为依据的。朱子学中《易》与四书的这种关系,说明朱 熹没有将五经的权威地位移除,也没有将四书置于五经之上。朱熹一生常常论及五经与四书 之关系,仔细考察相关文章和语录,可知他在为学次第上是把四书置于五经之前,而在价值 判断上则把五经置于四书之上,从未试图贬低五经的权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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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子四书学的形成似乎已经形成某种结论,但事实上其中重要关节仍值得重新讨论。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期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存在内容差别,不可混淆前后《要义》,亦不可视壬辰《集义》在庚子《要义》后。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学的形成,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具有基础性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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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荀子从人性趋恶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德性教化理论.恶在礼仪法度的制约下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经过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德性教化实乃"化性起伪",而伪是针对情的,只有对情进行矫正,才能对人性教化,情为教化之基;礼为教化之则,道德教化是个人遵守礼仪规范及人自身德性的自我迁化的过程,以心对礼以治情,从而以人的智识促进德性的提升;养为教化之方,以礼乐养情,陶冶、涵养人之德性,促进人的道德自觉.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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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本文认为 ,朱熹通过重新解释《四书》 ,不仅成功地阐发了新的本体论、心性论哲学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南宋理宗以后六百年里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而他所创立的《四书》解释方法论 ,既是他解释《四书》的方法论 ,又是他研究儒学的方法论 ,而且还是他认识世界、穷究“天地之理”的方法论。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一、《四书》解释方法论的系统性 ;二、以逐层推捱为关键的语言解释 ;三、以唤醒体验为契机的心理解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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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大学》诠释在其经学体系中至关重要,其过程也屡经嬗变。本文以朱子的《大学》诠释为切入点,爬梳参稽《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朱子语类》等文献,力图完成两件工作:第一,考证朱子学习、研究、诠释《大学》,尤其是其修订《大学》注解的经过。第二,阐明朱子对于《大学》一书认识的转变,以及基于此认识的转变而开展的"四书"体系的建构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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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德性教化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课题。尤其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之后,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使人们重新审视德性教化。在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家看来,德性已然失落。他们从实践教化和理论教化两个方面展开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德性教化的认识,为现代社会中德性教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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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经历理学化全面的洗礼,大略从朱子发轫(以朱子著《四书或问》、《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志);它们究天人之际的面向,由此展开原始(先秦儒)和理学(朱子学)的两系。而迄今的学界,或者较少牵涉其中演绎的所以然,或者甚至看理学系遮盖原始系为所当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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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知,对"为政以德"的解释有无为与德治两种争议,而通过对《论语》和上博楚简《论语》类文献的比较研究则会发现:"为政以德"仍当以"德治主义"的解释为准,"为政以德"并非仅指道德教化和道德表率,而是贯穿于为政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德"不能从形上的德性去解释,而应当从经验的德行去解释;与"为政以德"关系密切的"无为而治",亦非指为政的方式,而是指为政的效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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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2019,(11)
朱子《四书集注》于所引二程学派之说,多以己意改之,然似因"每有增减"乃古人引书通例之故,"增损改易本文"(以下简称"改文")历来成为《集注》诠释中一个向被忽视的重要问题。《集注》"改文"略分两类:一为"述而不作"型,即循古人惯例,引其意而改其文,以求表达简要、典雅;二是"寓作于述"型,因不满被引之说而改之以就己意,甚至改为对立看法。朱子对引文的增删调并,运用了数字简化、副词指代、语序调整、文本对应、突出虚词、化俗为雅、引文杂糅、概念修改等方法,实现了精密称等之效。《集注》改文的曲折反复,直观反映了朱子自身思想的前后演变,有助于从发生学角度认识《集注》的创作过程。改文之取舍出入,显示了朱子与二程学派思想异同和在批判中传承创新的述作兼具之精神;改文之文、意兼顾,显示了朱子融训考据与义理为一的诠释取向,实现了经典诠释与思想建构的内在一体性。深入分析《集注》改文现象,是读懂《集注》用心,落实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训诫的必由之路,对中国哲学的转化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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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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