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道学—道统”论重探

许多学者在内圣之学的规模下叙述朱子道统论;余英时先生则提出道学与道统之辨,从时间、人物上来为道学与道统划界,指出道统之为内圣外王合一。此两方观点互有得失。在朱子,道学与道统在时间、人物上界限重合,实无分别;而尤其根据对《中庸章句》之序与经、注的内在关联等之考论,可知道统之"统"当训为"绪—业"(而非"谱系"),道统即道之"统绪—事业"(而非道或道学之传授谱系);道统之大本是内圣,道统之实质是内圣外王之合一;道学之传本身也是道统之传的一种方式。由此而可澄清相关误解、深化相关探究。     

帛书《二三子问》“精白”思想与儒家工夫论

"精白"一词罕见于先秦传世典籍,但在帛书《二三子问》中却集中出现,并作为一个政治话语上的用词被明确提出来。在单字词"精""白"的内涵里,均有德性修养的一面,且上升到君主和大臣治国的高度,此与复合词"精白"的两重内涵是一致的。孔子对此内涵进行了提升,"精白"即是在性与天道相贯通的基础之上,进行内心道德的修养,此即内圣的工夫。内圣必然兼含外王,圣人行王者之道,以治国平天下,此即外王的工夫。事实上,这是一种儒家工夫论。     

矛盾、妥协与进取——孔子尊圣与孟子的道统建构

德、位乖离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解孟子道统论的切入点。面对德与位的现实矛盾,孟子相较于孔子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其表现就是以“仁政”代替孔子的“德治”主张,在承认道统与政统背离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状况下,希望政统接受道统的裁制与指导。然而这就必须提高道统的地位,确立其独立性与至上性。孟子采取的方法是构建系统化的道统理论,这种构建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通过以孔子之道对政治的指导性价值代替实然的历史功业,弥合孔子有德无位与上古圣王德位双全的差异,将孔子确立为传道之圣人,以确定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其二,以道统传承的严整的时间形式,表明道统具有天命性质,以确定其至上性。     

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     

理教与经教之间——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四书》,发明《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面对五经中的礼乐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帝王之学"旨在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唐以前圣人观念史研究

孔子在他之前对圣人聪明睿智之定义的基础上进而凸显其德性意义,诸子则依据各自学派的立场解释圣人意涵并重订圣人谱系。孔孟荀三人皆主张既避免泥古不化,又反对一味求应世之变而非圣无法,逐步建立起了为后世所承认的完整圣人形象谱系。这种对"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绾合,在西汉则发展成为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孔子被视为"王官学"的传承守护者,史家谱系的意义压过圣人谱系,万代一时,皆取法周文礼制即可。南朝玄学对圣凡天渊之别尤为强调,北朝诸儒则有古文经学师古之意,依凭《周礼》为北周定一代政治规模,被后来的隋唐取法而开一代盛世。随着中唐道统说的出现,尽管"人皆可以为尧舜"之信念逐渐大盛,为圣的标准则逐渐脱离外王之道而内化为工夫印证。这种变化既可能促成通达至善道路上始终的戒慎恐惧,也可能造成空疏张狂而导致满街圣人之论。此外,唐代孔庙从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为圣人观念变化提供了一个现实层面的理解角度。     

“中和新说”后朱子工夫思想的发展

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来概括朱子的工夫思想并不十分精准。"中和新说"后,朱子通过引入小学工夫和知行工夫两个理论,厘清了工夫次第问题,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工夫思想。最终,朱子构建起了一套"知之在先,行之在后;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交融共进,敬贯通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的工夫思想体系。     

意志软弱问题域下的知行关系 ——基于朱子哲学中“真知”概念的讨论

意志软弱是东西方道德哲学讨论中的重要问题。在儒家哲学中,朱子对此问题的阐发意义重大。朱子认为,真知不仅指向知的广度和深刻感,也内含了一种经由心所认可并落实在具体道德践履中的真实确信,所谓真知必能行;而意志软弱则是常人未能"真知"地落实道德实践所造成的知行不一现象,格致诚正等工夫修养则有助于常人涵养圣凡无二的道德动机结构,使其保持良好的动机状态,从而克服意志软弱。但是,朱子对意志软弱的分析缺乏对理论前提自明性的合理解释,也未能为自觉的道德行为提供充分的动力。     

伏羲、神农、黄帝纳入儒家道统谱系的由来、变迁及其原因

在先秦,以尧舜为首的道统谱系始于孔子,为子思、孟子所继承,而以伏羲为首的谱系始于《易传》,为荀子所继承。虽然这两种谱系在历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主张后者的儒士占绝大多数。从董仲舒至孔颖达期间的儒士,虽然他们所建构的道统谱系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们的谱系则与孔子、子思和孟子有较大不同,皆由尧舜往上进一步追溯。面对佛教的挑战,韩愈、柳开基本上继承了思孟学派的观点并皆以道统继承者自居。然而朱熹则吸收了李翱、张载、二程等人的思想,在《〈大学〉、〈中庸〉章句序》中把道统谱系溯及伏羲、神农、黄帝并把子思、孟子作为道统的重要传承者。显然,这是对思孟学派道统谱系的发展,以此回应佛教的挑战,而且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从而使这一谱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稳定模式。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今文经学视域下的孔子圣化

儒家传统理念中圣王的确立以德位兼备为前提。在今文经学视域中,孔子为圣王谱系之"集大成者",为解决孔子有德无位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儒者创设孔子素王说以圣化孔子。自汉代董仲舒后,此论与谶纬结合,广为传播。汉人又推阐孔子为汉制法说,一方面为汉家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又可使王道教化积极匡正现实政治。何休既认可孔子为汉制法,又强调此法贯于百王,使孔子制法兼具现实性与超越性维度,其普适性意涵得以充分彰显。作为制法者的孔子,亦成就其至圣地位,为万世所景仰。     

论韩非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的本义是指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古之道术",其后起义是指"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学问。若"接着讲",韩非之学亦是"内圣外王"。道体沿着两条途径向下落实为"内圣"与"外王":一是道体内化为人的精神,精神积聚而成"德",而"德"的最高层次是心中主道而虚静,是为"内圣";二是道体落实为事物的内在法则,形成了"理","理"又落实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法"和"术",是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并列统一关系。在理想政治中,圣人兼备"内圣"与"外王";而在现实政治中,韩非所论偏重于"外王"。道家、儒家、法家均有"内圣外王"思想,故"内圣外王"应是先秦学术的共性,而非某家之专利。     

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

本文聚焦于从《朱子语类》文本演变的过程分析"朱子诋吕"这一南宋理学公案如何为朱子后学所塑造和强化。朱熹(1130-1200)和吕祖谦(1137-1181)皆为南宋理学大家,二人交游、论辩甚多,亦多被视为淳熙年间理学家共同体之代表人物。但自吕祖谦过世之后,朱熹对吕氏学问进行了深入批评,并最终造成了吕祖谦未能进入《宋史·道学门》。本文通过对这一公案最重要的文献,即朱熹过世后六十年由黎靖德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一书的结构性分析,并将之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对比,描绘出黎靖德在此书尤其是第122卷《吕伯恭》中有意为之的增删取舍之处,从而呈现出黎靖德是如何将多元的淳熙年间理学群体纳入到朱子学道统谱系的视域之中。由此揭示出宋代理学中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是如何经由朱子后学之手,更深入地渗透于朱熹过世后的南宋思想史之中。     

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

本文聚焦于从《朱子语类》文本演变的过程分析"朱子诋吕"这一南宋理学公案如何为朱子后学所塑造和强化。朱熹(1130-1200)和吕祖谦(1137-1181)皆为南宋理学大家,二人交游、论辩甚多,亦多被视为淳熙年间理学家共同体之代表人物。但自吕祖谦过世之后,朱熹对吕氏学问进行了深入批评,并最终造成了吕祖谦未能进入《宋史·道学门》。本文通过对这一公案最重要的文献,即朱熹过世后六十年由黎靖德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一书的结构性分析,并将之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对比,描绘出黎靖德在此书尤其是第122卷《吕伯恭》中有意为之的增删取舍之处,从而呈现出黎靖德是如何将多元的淳熙年间理学群体纳入到朱子学道统谱系的视域之中。由此揭示出宋代理学中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是如何经由朱子后学之手,更深入地渗透于朱熹过世后的南宋思想史之中。     

一部儒家文化传统的寻根力作——评《周公评传》

在被宋明理学家们编制的儒学道统中,周公是"往圣"系统中位居孔子之前的重要人物.我们可以从孔子本人的言行中发现,周公的思想对其儒家学说的基本主张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从所谓的儒家"道统"来看,周公以前的圣人,或者为传说人物,或者事迹模糊,都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料.     

"《易》之微言,莫要于'艮止'"——黄绾"艮止"易学研究

黄绾一生为学三变,早年宗承程朱,后归王学,晚年自揭"艮止"之学.在易学上,黄绾以"圣人之学、忧患之枢"释<易>,认为<易>之微青,莫要于‘艮止'",目"艮止"为"体用俱全"之"存心之法",以"艮止"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的"圣圣相承"之道统本旨,终则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为"艮止"之修养工夫.其为学注重"经理世务",反对陷入"空疏支离"的宋明诸儒及王学末流,成为王学中具有自觉和批判精神的"异端".     

古人的智慧

正偶尔读读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助人明德。司马迁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孔子说什么呢?"管仲之器小哉。"器者,度量也。孔子还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三归,相传是三处藏钱币的府库。意思是说,管仲有三处私人藏金的府库,家里的管事们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怎么能谈得上是节俭呢?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又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     

湛甘泉道统观辨析

宋儒倡导的道统,在元明时期成为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甘泉以"大道为公"批评宋元人的道统观,以此为自己的道统论说留下地盘。从默识之道到随处体认天理,心与事应然后天理现,这是甘泉道统论的理论真谛。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圣人之学是心学,天理则是千圣传心之要法。他敬象山却不愿接续象山的学脉,因为象山学"独立高处""主内太过",违背了程学内外体用合一的中道。他所认同的,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     

扬雄“太玄”释义

扬雄的"太玄"既是其天道论本体,也是其道德形上本体。太玄沉潜邃密,深层运动不息,其体微妙,如源头活水。太玄是万物生生的动力因、目的因,是"所以然"的第一因。玄即是默,呈现为"四然":卓然、旷然、渊然、渺然。冬至近玄,具有"灵根"的物象特征。太玄不断吸积、本能实现充塞,以"罔直蒙酋冥"的序列螺旋运动,呈现"环四中五"的特征,并贯通于道德修养工夫:"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扬雄构建出文王、孔子、颜回的道统谱系,以默识道德形上本体为道德修养工夫论旨趣,对于宋明理学有启沃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