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教与经教之间——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四书》,发明《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面对五经中的礼乐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帝王之学"旨在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     

中山大学、辅仁大学哲学系第一届博士生论坛综述

2006年6月12日,“中山大学、辅仁大学两校哲学系第一届博士生论坛”会议圆满结束。本次论坛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会议室举行。在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梁庆寅先生致辞;辅仁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潘小慧教授也简单介绍了辅仁大学及其哲学系的基本情况,强调了辅仁大学在台湾     

经义与政教——以《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为例

<正>经学对汉代政治的意义,在于奠定了汉代政治的价值基础。汉武帝第三策问,董仲舒对之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与之相对应者,为罢诸子博士,独尊五经博士,并设立博士弟子生员。自此之后,五经成为汉代政治的大宪章。但有汉一代,诸子百家可以自由传播,佛学也可西来东土,绝不因儒术独尊,而受任何压迫。盖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者,不是将儒家立为意识形态,政教合一而排斥其他学说,而是从政治上确立经学为治国理念。兹以《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一句为例,看经学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如何影响政治实践。     

明皇改经与《孝经》学的转折

正《孝经》之学,经文有古今文之分,郑注主今文,孔传主古文,经文互有出入,注解大相违异。唐代天下一统,经学随之统一,故有《九经正义》之写定。而《孝经》仍今古别行。至唐玄宗之世,乃诏令群儒质定《孝经》之义,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注,司马贞主今文,言古文鄙俚,事俱载《唐会要》。明皇     

“做中国哲学”中的经典与文明——读赵汀阳先生《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赵汀阳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对当代中西方哲学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基于“第一哲学”的追求,对“中国哲学”的特征进行阐述。其中,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两种经典观的批评,指向的是当代的经典研究中的问题。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经典意识与文明意识非常重要,经典意识意味着回到本源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经典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文明意识意味着,在文明立场中保持哲学面向本源问题的普遍主义品质。经典与汉语,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做哲学”,其表现形式事实上便是“做中国哲学”。     

孔子"父子相隐"思想新解

<论语·子路>有一则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经典世界中的"直躬证父"

本文从“事实、符号与意义”的角度，描述了“直躬证父”的故事在中国早期经典文本中的变化。它从一个客观存在的故事梗概，发展出多样的叙事方式，从这多样的叙述方式中生发出不同的思想原则。对这一变化的描述，就是进入古典思维世界的过程。     

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

“天地之心”是《礼记》与《周易》中的一个概念。唐文明在近期的一系列论文中证明，天地之“心”是一个最高的主宰者，能够创生天地。吴飞反驳了唐文明的观点。回到经典中，详细考察经典中的“天地之心”,可以发现，在气论的背景中，天地之心是指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即人得天地之气最清，所以贵于万物。在传统思想中，圣人德合天地，圣人之“心”,便是“天地之心”的体现。同时，圣人制作六经，使人贵于万物，而又敬畏天道，合于自然。在中国文明史上，正是因为“六经”的尊崇地位，中国文明始终在不断重新理解自然，并且在不断保持一种超越自然与回归自然的张力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