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还是心性?——《性自命出》心术观辩证

本文认为,《性自命出》关于"心"的思想不是心性论而是心术论,代表了前心性论时期儒家对心的看法,同时又为后世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心术论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将道德的产生视为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提升转化的结果,促成这一转化的是诗、书、礼、乐的教化过程。在"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的理路下,通过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的有机结合,《性自命出》不但实现了道德基础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也实现了道德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教化过程的统一,是周代礼乐文明道德实践的思想总结,与后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明显区别。     

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机制

儒家具有深厚的礼乐传统。礼乐化育强调的是缓慢渐进、氤氲化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化"、"培育"。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其本质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内化外现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秩序性与向善性等特征。化育功能分为"礼化"功能与"乐化"功能,二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状态,对于个体道德化与社会秩序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要发挥儒家礼乐传统巨大的化育功能,需在儒家礼乐传统的思维路径、资源整合、实践方式等方面下工夫。     

“羞恶之心”与道德之源——兼论孟子人性善的自我捍卫机制

"羞恶之心"在孟子思想中同"恻隐之心"一道,构成着人之道德情感的本源根据,乃本心之一体两面。儒家的羞耻心并非植根于"同情",而是一种"通情",因而,"羞恶之心"的立足点既非利他主义,亦非利己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通感"基础上的、非对象性的"痛感"体验感受。"羞恶之心"作为人的道德本源性力量,本具先天性与固有性的特点,后天的礼乐教化在本质上乃是先天"羞恶之心"的外化显现形式。"羞恶之心"的这些特征为儒学中的德性自足论与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构成了人性本善的自我捍卫机制。     

论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

荀子从人性趋恶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德性教化理论.恶在礼仪法度的制约下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经过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德性教化实乃"化性起伪",而伪是针对情的,只有对情进行矫正,才能对人性教化,情为教化之基;礼为教化之则,道德教化是个人遵守礼仪规范及人自身德性的自我迁化的过程,以心对礼以治情,从而以人的智识促进德性的提升;养为教化之方,以礼乐养情,陶冶、涵养人之德性,促进人的道德自觉.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西周时期的道德教化及其历史影响

"以德配天"的天人论思想以及"明德慎罚"的主张,是西周时期实施道德教化的理论前提和宗旨。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道德教化主要包括政德教化、王室教化和民众教化,其教化内容、方式与体制也各具特色,这对我国儒家德教思想、传统治国方略和蒙养教育等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家训演进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儒家礼乐并举的治国方略

正在古代传统政治中,礼乐是儒家礼治主义者手中两张不可或缺的王牌。在所有的治国之术中,儒家从来都认为礼乐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礼记·经解》说:"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乐记》则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在《礼记》作者看来,如果     

先秦儒家的美育思想

先秦儒家的美育思想不仅是后世儒家美育思想的滥觞,而且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基础。经过孔子、孟子、荀子对美育的发展,存心养性的心理觉察与化性起伪的礼乐教化,成为中国传统美育的两个最基本的发展方向。     

身心与本体:《论语》作为儒经乐教论的格义考察

《论语》凡二十篇,有三十一处与音乐相关,且往往礼乐并说、诗乐同存。音乐不仅关乎抒发情志,更与德性增进关系密切。尤为重要的是,音乐被赋予了正统、权威的地位和严肃的政教意义。孔子"美善一体"的主张构筑了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以艺术的形式使道德实施其教化作用,并构建出中国诗学世界中的德性本体。     

战国竹书中的儒家法思想论析

上博竹书《三德》与《天子建州》均有涉及儒家法思想的简文。简文表明,儒家要求将仁爱与人情融入司法实践,既确保法律的威严,坚守法律的公正性,又能"中情而丽于法",即缘情司法而不"屈法伸情"、以情淹法。这要求司法者既具有仁爱之心,"断刑以哀",又具有"增去以谋"的权变能力。这种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政爱民、礼乐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等政治原则基础上,体现出儒家法思想的矜恤主义与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特征。从简文的时代背景分析,儒家"中情而丽法"、"断刑以哀"等主张的提出,无疑是对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批判,体现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上的差异。     

道德形上学和礼法互补——战国儒学的两个重要理论推进

郭店竹简最早从心性论上探讨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中庸》和孟子循此路向,将人的道德需求上推到超越的形上之天,为道德生活确立了最高的理据,解决了道德的终极根源问题,建立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郭店竹简最早把刑法与礼乐并列为教化民众的手段和内容,开始了对传统儒家政治主张的重大变革,并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合理性,这些都被荀子所承袭,并最终形成了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的礼法互补的治国模式理论。     

率性与教化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道德修养要顺其自然，无需主观故意与刻意。另一方面，儒家又积极倡导礼乐法度等人为教化。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率性的本质即反对主观故意。同时，人类的认识及实践活动又离不开心灵的指导。然而，荀子认为，人天生之性、心是不善的，因此需要虚壹而静、然后以仁义之道予以改造。这种改造的过程便是学习和教化。因此，率性与教化是统一的。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儒家维度

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沙巴蒂尼曾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作过一番评价,直言其"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文艺思想传统(主要是道家)之木"。对此,朱光潜在20世纪80年代数度作出回应,表明自己实则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本文对朱光潜思想展开重新考察与梳理,认为其实际上有一个由偏于道家向偏于儒家的发展过程,及至20世纪40年代,其儒家文化立场已经非常成熟、稳固。此时他以儒家的礼乐文化之木接西方近代美学之花,在中西文化互释中阐发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并寓以自己"美善合一"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     

“神道设教”的人文意义

先秦儒家提倡的神道设教,就是将道德与宗教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神道设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语出《周易·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注释说,圣人"观天之神道"来教化百姓,从而天下悦服。具体来说,它包含     

《性自命出》的心性论和乐教美学

《性自命出》不但为先秦儒家心性论研究提供了新理论来源,而且为先秦儒家美学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文本。在人性论上,《性自命出》持当时流行的自然人性论。人性的本然材质在与外物的交接过程中化性为情并奠定心志,从而为后天的礼乐教化提供了可能。礼乐虽都出于情并作用于情,但礼教更多的是直接逼索心志,从而奠定心志,产生道德情感。而乐则能直入生命情感的本然深处而直接切近天性,在对自然、感性情感的感染、鬱陶、摩荡中使得心志、情思油然而动,从而自然、自觉地激发道德情感,最终成就美善圆融、身心和谐的君子人格。     

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的道统论思想蕴涵丰富,既包含对道(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考以及解决方案。朱子道统论不仅是儒佛竞争的产物,更主要是儒家源远流长的回向"三代之治"政教理想的产物。其作用机制表现在:1.经由性理思想的奠基,三代礼乐从封建制中分离出来,礼乐重建的主体从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群体;2.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神圣性),每一个体内在本性的实现,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达致。     

理教与经教之间——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四书》,发明《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面对五经中的礼乐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帝王之学"旨在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     

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

考察儒家思想的起源,须联系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西周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章太炎与胡适等人分别从语言学与历史学,探讨"儒"字的起源,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起源。如果从思想研究的立场上看,从天命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天命无常的前提下,《周书》就特别强调"德"的观念。"敬德"和"保民"在西周的政治文化里已经特别突出,这是一种天民合一论,表现了一种新的天命观。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前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儒,其身份是表示对六艺六仪有专门的知识,用来教育教化当时的国子和民众,《周礼》包含有儒家教化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从德行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西周文化将正德放在第一位,预示着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这一基本治国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     

追寻天道性命相融合的文化教养生活——早期儒家礼乐本原论发微

礼乐文化是古代中国公共生活秩序与教养生活的根基。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的局面促使以承继斯文为己任的儒家致力于礼乐本原探索,并开拓了“性与天道”两大终极思考路向。儒家首先肯定情感为礼乐之内在生命本原,认为情生于性,礼乐既是情性之发显,又通过对情的疏导与节制,追求“中和之道”,以实现生命葆真与社会稳定之目的。同时,礼乐制度又...     

德导、礼齐、法治——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启迪

党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以法治国,同时也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古代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包括道德引导、礼乐约束、法律治理三方面,这种体系性的社会治理观念,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思想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