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子的"道统—道学之辨"进行了重构,指出朱子那里存在着道统与道学的严格区分:道统是孔子之前的有德有位的圣王之间相传的谱系,而孔子有德无位,只能开创道学却未能继承道统。然而,他的这一重构与朱子的本意相距甚远。对朱子而言,道统是道学的传授谱系,道学是道统的传承内容。而道学的具体内容则是一套实现内圣的修养工夫,同时也是历代圣贤相传的治理天下的"密旨"、"心法"。在位的人君作为统治者,只有按照这一套工夫系统进行自我修养,才能够通过内圣的修养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子对道统与道学的论述包含着对在位的人君进行政治立法的诉求。     

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     

湛甘泉道统观辨析

宋儒倡导的道统,在元明时期成为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甘泉以"大道为公"批评宋元人的道统观,以此为自己的道统论说留下地盘。从默识之道到随处体认天理,心与事应然后天理现,这是甘泉道统论的理论真谛。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圣人之学是心学,天理则是千圣传心之要法。他敬象山却不愿接续象山的学脉,因为象山学"独立高处""主内太过",违背了程学内外体用合一的中道。他所认同的,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     

论韩非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的本义是指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古之道术",其后起义是指"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学问。若"接着讲",韩非之学亦是"内圣外王"。道体沿着两条途径向下落实为"内圣"与"外王":一是道体内化为人的精神,精神积聚而成"德",而"德"的最高层次是心中主道而虚静,是为"内圣";二是道体落实为事物的内在法则,形成了"理","理"又落实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法"和"术",是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并列统一关系。在理想政治中,圣人兼备"内圣"与"外王";而在现实政治中,韩非所论偏重于"外王"。道家、儒家、法家均有"内圣外王"思想,故"内圣外王"应是先秦学术的共性,而非某家之专利。     

宋明理学师道观论说

宋明理学改变了帝王道统的传统观念,形成儒师圣贤传道观,反映了道统传承主体由帝王之道向圣人之道转变。通过明辨学统,树立了师道,接续了道统谱系。宋以后,师道、学统与道统传承谱系有着相当的程度重合。宋明理学认为师道使命不仅仅只是韩愈所言之传道、授业与解惑,更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在长期的学术发展中,宋明理学搭建了不同的树立师道传承道统平台:一是以四书学、学术史及记文为代表的著述著作,二是以学校、书院以及讲会等为主体的教育平台,三是以孔庙、学校、书院以及祠堂为中心的祭祀平台。     

一而二,二而一:朱子哲学的思维结构与理论纲脉

现有的朱子哲学研究往往重于概念分疏和思想流变,常令人迷于节目之繁而不得其纲领,或难于贯通。朱子明确指出"巨细相涵""先立乎其大"———这是朱子方法论的自觉,强调学问的整体性与圆融性。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出发,认为"一而二,二而一"是朱子哲学核心的思维结构,是其总纲与枢要,是对待与流行的圆融。贯而通之,其人道论是"心统性情";天道论是"道兼理气";工夫论是"敬贯体用"。由此,天人心道贯通,本体工夫契合,从而展现出朱子哲学之脉络。     

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中晚唐时期,韩愈因感于儒学受佛、道二教的挤压,摩袭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且以其"排佛老"比诸孟子之"距杨、墨",推重孟子之学"醇乎醇"。相较而言,荀学则被指为"大醇而小疵",不列门墙,一场扬孟抑荀的变革遂与"道统"相伴而生。韩愈之后,伴随"道统"的发展,荀孟之间孰优孰劣的话题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至程朱学派兴起,以"道学"填补"道统",以道学家接续孔孟,"道统"定格;取性善说为心性论基础,孟子升格;因性恶说及其与法家之纠缠而贬抑荀子,荀学见黜。此中之得失,需作深入辨析与研探,荀学之复兴,或可期待。     

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

本文聚焦于从《朱子语类》文本演变的过程分析"朱子诋吕"这一南宋理学公案如何为朱子后学所塑造和强化。朱熹(1130-1200)和吕祖谦(1137-1181)皆为南宋理学大家,二人交游、论辩甚多,亦多被视为淳熙年间理学家共同体之代表人物。但自吕祖谦过世之后,朱熹对吕氏学问进行了深入批评,并最终造成了吕祖谦未能进入《宋史·道学门》。本文通过对这一公案最重要的文献,即朱熹过世后六十年由黎靖德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一书的结构性分析,并将之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对比,描绘出黎靖德在此书尤其是第122卷《吕伯恭》中有意为之的增删取舍之处,从而呈现出黎靖德是如何将多元的淳熙年间理学群体纳入到朱子学道统谱系的视域之中。由此揭示出宋代理学中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是如何经由朱子后学之手,更深入地渗透于朱熹过世后的南宋思想史之中。     

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

本文聚焦于从《朱子语类》文本演变的过程分析"朱子诋吕"这一南宋理学公案如何为朱子后学所塑造和强化。朱熹(1130-1200)和吕祖谦(1137-1181)皆为南宋理学大家,二人交游、论辩甚多,亦多被视为淳熙年间理学家共同体之代表人物。但自吕祖谦过世之后,朱熹对吕氏学问进行了深入批评,并最终造成了吕祖谦未能进入《宋史·道学门》。本文通过对这一公案最重要的文献,即朱熹过世后六十年由黎靖德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一书的结构性分析,并将之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对比,描绘出黎靖德在此书尤其是第122卷《吕伯恭》中有意为之的增删取舍之处,从而呈现出黎靖德是如何将多元的淳熙年间理学群体纳入到朱子学道统谱系的视域之中。由此揭示出宋代理学中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是如何经由朱子后学之手,更深入地渗透于朱熹过世后的南宋思想史之中。     

管志道《大学》改本研究

阳明后学管志道的《大学》改本,是研究晚明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管氏改本的产生,既有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思想交锋这一内在因素的影响,又有晚明社会风气求新求变这一外在因素的推动。管氏改本深受丰坊伪《石经大学》影响,但其自身又具有鲜明的结构特点。就义理层面而言,管氏理解的"大学之道"、"造士之法"与朱熹迥异;管氏改本第二章居于核心地位,实为管氏的《格致补传》。关于《大学》著者问题,管氏推断是亲承尼祖道统的子思,而非朱熹所主张的孔子曾子"圣经贤传"说。管氏改本意在调和朱子学说与阳明学说,反映了晚明儒学思想之动向。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     

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的道统论思想蕴涵丰富,既包含对道(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考以及解决方案。朱子道统论不仅是儒佛竞争的产物,更主要是儒家源远流长的回向"三代之治"政教理想的产物。其作用机制表现在:1.经由性理思想的奠基,三代礼乐从封建制中分离出来,礼乐重建的主体从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群体;2.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神圣性),每一个体内在本性的实现,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达致。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

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可归结为圣裔与圣君价值取向的悖离:孔尚任一生仕宦与才人形象的悖离、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期待与失意的交织等形成其人生的主调——抱怨闲官冷署官微俸薄而牢骚太盛、耽于诗文而荒废政务、真才人而非醇儒;康熙皇帝则欲以任用汉臣、推重汉文化来消解与缓和民族矛盾,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以"经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道统"与"治统"。两相比较,显然圣裔有负圣君特例拔擢之初衷。《桃花扇》的轰动又让康熙皇帝对孔尚任更加失望,因此,圣君只能含糊其辞地示意户部罢其官。康熙皇帝有意识地不加罪于孔尚任,正是圣君的高明之处。     

黄榦的《朱子行状》

<正>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1394年),汪仲鲁撰《文公先生年谱序》有云,“当时《年谱》与《行状》二文并传,故《年谱》所载,求师取友,注述本末,出处进退,居官蒞政,前后次第,悉详年月书之。而《行状》则惟以发明求端用力之精义微旨,造道成德之渊奥要归。所以承先圣,道统之传,信有在也。”此《年谱》与《行状》之大别也。《年谱》指朱子门人李方子所撰之最初《年谱》,久已失传。王懋(?)《朱子年谱》沿之。《行状》则指黄榦之《朱子行状》。《行状》、《年谱》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际儒学论坛·2009: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9年12月5-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和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9: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展开讨论。1.内圣与外王以"内圣外王"阐释儒家思想,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因为安身立命最终的实现就是内圣与外王的贯通。林存光教授指出,"内圣外王"体现了儒家的一般政治理想诉求,     

陈淳易学思想研究

陈淳易学绍承朱熹,他申明"四圣三贤"的易道渊源论,强化了朱子学派的道统地位;他的"太极"观融浑理气,可视为朱熹理气观的一种发展;在治易上,他强调象数、义理不可二分,并对朱熹易学的传播作出贡献;出于对朱熹的崇敬,他认为易学至朱熹已发挥"无余蕴",这一点则显得较为保守。朱彝尊将陈淳列为朱熹传《易》弟子是有根据的,而朱熹、陈淳的易学思想亦影响了漳南后学如蔡逢甲、黄道周、何楷等人。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宋儒道统论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在唐宋变革、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儒学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也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宋儒的道统论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体现,与当时崛起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它提出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是: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学?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由谁主导国家秩序?宋儒建构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四书》学而建构的道统论,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论证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