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格义”时代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来对待,同时“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来对待;另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来对待,同时把欧洲论理学当成一种“特别的”而非“普通的”论理学来对待。第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在中国的哲学史”,第二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中国哲学的史”。如果按照第二种写法去写,则有两个根本的设定:欧洲的哲学不是普世哲学,而只是诸多哲学之一种;欧洲的论理不是普世论理,…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潜掘史海 浮出书面——《西方哲学史新编》简评

有关西方哲学通史,广有声誉者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雨伯威格的《哲学史概论》、A·韦伯的《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以及罗素、梯利、科普尔斯顿的《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早在解放前就写出过不止一种“西洋哲学通史”,解放后一方面移译了苏联人的《哲学史》,一方面又尝试着写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己的”“欧洲哲学史”读本,从建国初到80年代初期,这类著作还是相对少见。但从80年代以后中国人自己编的“西方哲学史教程”这类书已不下数十种之多。适逢此时由苗力田、李毓章主编,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为主而写出的《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编”)奉献到了读者面前。因此对这本新教程存在的意义就更值得格外审视一番了。 哲学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思想观念体系,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活动;既是不计利害关系的求知或对好奇心的满足(亚里士多德),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和马克     

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

西方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遭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事件。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案必须在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历程、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精神层面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直言之,现代中国哲学诞生于“承认的斗争”,诞生于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如果说“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怀疑论阶段,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发展,现代新儒家基本上超越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阶段,但仍不免在苦恼意识中挣扎。中国文化要真正克服苦恼意识,必须直面西方文化的理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诠释方案是极有价值的。     

“广大和谐的哲学”——方东美的华严宗哲学探究

方东美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终生致力于世界文化“共命慧”的会通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现代重建。方东美晚年运用现代哲学方法,对华严宗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与重构,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方东美称华严宗哲学为“广大和谐的哲学”,是最能体现佛教圆融特色和广大和谐精神的哲学体系,是其诸宗师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等先后于宗教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后设或超越的哲学体系,其实质为一套有机主义的和谐哲学思想。一方东美对佛学的研究,与通常的以哲学史的方法重在把握史料有所不同,他是以哲学家的眼光,重在把握原典的内在思想…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逻辑结构的开发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多难兴学创新不已——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

张岱年(1909.5.23~2004.4.24)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一代宗师。他又是一位毕生以教育和学术救国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张先生毕其一生,执教杏坛,桃李满园,勤于创新,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奋力著书立说,创建“合三为一论”体系,以报效祖国。如他所述:“1933年我著文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载1934…     

蕴含思想史维度的哲学史研究——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逐渐深入开展,迄今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一个富有生气与成果的领域。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方法论上的探讨和创新,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的思维空间,使这一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域和更为深刻的内容。本文提出开展“蕴含思想史维度的哲学史研究”①的设想,就是试图从方法论上作一种探讨和创新,以便在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加以沟通,使前者更多地吸取后者的成果。一、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疏离与沟通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分属哲学与历…     

做中国哲学的三种“经典”意识

“经典”是前人已经做成的中国哲学，“做中国哲学”是今人力图做出中国哲学的新经典。作为本土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方式及其目标期待，经典是“经典解释”与“做中国哲学”的本土性之所在。首先，“格局”是“经典”的另一种表述，诗书是经典的文化载体，大道是经典的本真诉求，这是中国哲学共同体需要具备并强化的三种“经典”意识。其次，“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九部书或者七部书，“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而是“必须读第一流著作”,这是国学大师对于三种“经典”意识的现身说法。最后，尽性地打开格局，尽力地读通诗书，尽心地传递大道，这是敦促我们将做中国哲学的三种“经典”意识落到实处。     

论“儒家精神”

“儒家精神” ,是中国文化中一件不可能忘却的“遗嘱”。无论在任何意义上 ,都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释读为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教” ,也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诠释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或一种行为的“实践”。因此提出一个“儒家精神”的问题以讨论之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

一文化的精华部分,集中表现为哲学。我们撰写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给中国哲学史定义为“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这个看法提出已有十年,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根据多年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经验和走过的曲折道路,深感考察中国哲学不能仅限于哲学本身,如果能把视野扩大,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广度来考察中国哲学,可能看得更清楚些。     

哲学研究杂志社2023年度重要选题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研究杂志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为了更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和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哲学研究杂志社下辖《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年鉴》等期刊,在创新与传承的基础上将2023年度重要选题胪列如下:     

哲学研究杂志社2023年度重要选题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研究杂志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为了更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和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哲学研究杂志社下辖《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年鉴》等期刊,在创新与传承的基础上将2023年度重要选题胪列如下:     

经史传统视阈下的经典诠释与研究范式创新——第二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在历史发展中,经典诠释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面貌,因此,经典诠释需要关注经典背后的历史情境,注重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互动,并不断探索新的研究范式。2018年10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承办的第二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以"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为主题,围绕经史传统背景下的经典诠释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     

慧命相续:冯友兰新论

该著汇集了作者近20年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作者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思想,深入地探讨了他重写“中国哲学史”的经验、教训,详细地考察了他关于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沉思,深刻地揭示了他在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创新中国哲学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推进“冯学”的深入研究。     

沉痛悼念方克立教授

正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原会长、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原会长方克立教授,因病于2020年4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方克立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述精深,桃李满园。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国家"七五""八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负责人,开创并领导了中国大陆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他提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已得到学界的公认。方先生在学术上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国哲学史观和文化思想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他提出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推进到新的高度。方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     

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创造性的诠释懦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