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友兰“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是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提出的一对方法论概念。这一对方法不仅是冯友兰建构新理学体系的方法,而且是他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因此也可以说,这一套方法论既是他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哲学史方法论。     

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

受西方学术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采取“观念先行”治学原则。人们用某种观念统辖中国哲学文献,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人的生存和思想若即若离的中国哲学史述说。胡适的史料批判法、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确立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最初范式。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与中国传统阅读习惯接轨,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传统读书经验。     

冯友兰的老子观研究

老子和冯友兰都是从中原大地走向世界的哲学家。冯友兰虽然是理学一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但对老子思想也非常重视;在其"三史"[1]和"六书"[2]中,冯友兰提出了系统的老子观。那么,建国前冯友兰的老子观都有哪些内容?他与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其他中国哲学史家的老子观有哪些不同?     

評馮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論文集”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论文集”(1958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在解放后用马列主义辞句装璜起来的七篇论文。著者的自我评价并不低,认为“对于学习中国哲学史也可能还有—定的用途”“供大家参考”(论文集序)。要是说这本书可供学习中国哲学史参考的话,那只能说是给予我们一个典型的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界限,歪曲中国哲学史的基本面貌,宣扬唯心主义和散布修正主义观点的反面教材。作者说解放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以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思想为指导的。几乎在许多文章开端就摆出这句话,而实际上作者论文的基本观点都是货真价实的“新理学”观点的继续。这是读者要特别警惕的。     

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

本文分引论、通论、分论和结论四部分。在“引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康德和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看法,但作者认为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问题,就是康德把哲学史看得太轻闲,而黑格尔则把哲学史订得太封闭。在“通论”中,为了探讨哲学史撰作的意义根本,作者列举了一些要目,作为反省的据点,其中包括：康德就“学院意义的哲学”与“世界意义的哲学”的区别、哲学活动的“处境”问题、哲学史撰作涉及的处境差距、哲学史的过去与未来导向、哲学史的主动性和进步问题、哲学史的分期和标名及种种有关的复杂性、哲学史的发展与脉络问题等等。在“分论”中,为了说明上述要目对哲学史的撰作和理解的深远影响,作者列举了西方哲学史各种最具代表性的分期和标名,以显出其中所可能涉及的种种复杂性,并作出初步的批判的反思。在“结论”中,作者带出“实质”和“虚灵”两种哲学史撰作风格的区别(前者为史实导向而后者为意义导向),并指出必须能于前者之上进一步发展后者,哲学史家才能于哲学史的撰作中取得方法上的主动和让哲学史的意义空间得到有创意的开拓。     

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

在“国学”现代化的课题中,“国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是应该予以深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国学以经典文本“六艺”和诸子文献为基础与前提。不断用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眼光,吸收综合新的学术思想资源,对“文本”进行新诠释,是“国学”能具有生命力的必备条件。历代的“国学”都是如此作的。这些诠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一种是如章太炎及钱穆的《国学概论》。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比较两者的长短得失,能使新“国学”从中吸取教益。就时代精神言,新“国学”应具体、深入地突显中国文化或哲学的四点根本精神,即:唤起士的人格自尊和社会担当的精神,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礼乐的人文精神,崇尚创新的精神,创新坚持人类精神。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中哲史,不能具体活现地宣扬中国文化的上述精神,这是新“国学”可以大加努力的。     

论冯友兰的朱子学

冯友兰是理学一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自然对以朱熹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格外重视。在他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其他著作中,系统地勾勒和阐释了自己的朱子学思想。冯友兰的朱子学是历时性的,尤其以《中国哲学史新编》最为完备。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创立时期的其他中国哲学史家相比,冯友兰的朱子学在诠释框架、哲学意味、系统性方面独具特色。研究冯友兰的朱子学,对于深入把握冯友兰的哲学特色和宋明理学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简评《解读冯友兰》丛书

冯友兰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及哲学史家。他用“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努力,中外学术界也普遍认同他的这种努力并誉之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理程碑性质的贡献。三史者,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者,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研读“三史”可以想见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史家的贡献,研读“六书”则可体会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家的思想扭力。冯友兰先生逝世后,哲学界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规模不等的研讨会或纪念…     

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任继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完成了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他从"认识史"和"斗争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史,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揭示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任继愈将宗教史视野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提出了"儒学是宗教"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从中西交流和互动的视角看,此时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存在四种研究模式: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西方化研究模式,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以梁启超、张岱年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和以李石岑、范寿康为代表的初级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而这种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情境在其后并没有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倡导它在当今的再现。西方化研究模式强调近现代转型的“世界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的变异性;中国化研究模式则重视“还原”传统民族性征,从而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在“世界化”和“还原化”的互动中前进的。所以,西方化和中国化的研究模式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二者都失之偏颇,因此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将会处于主导地位。     

冯友兰哲学思想和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研究

冯友兰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冯友兰哲学及哲学史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的剖析,寻求哲学和文学的共通之处:即在他的著作里潜隐着一种形而上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文化使命感的追求;其哲学研究方法具有世界性眼光下的中西文化、哲学比较融合的思路;他的“信古—疑古—释古”观念,“正—反—合”的历史意识和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学术素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     

宗教及其命运──略论冯友兰先生的宗教观点

宗教及其命运──略论冯友兰先生的宗教观点单纯,丛春霞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冯友兰先生是以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名世的。就哲学家的身份言,他创立了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就哲学史家的身份言,他首次写出了中国哲学通史,并把中国哲学史分成先秦的子学时代和秦...     

向冯友兰先生请教(读者来信)

“哲学研究”编辑部同志:最近,贵刊刊登了冯友兰先生的《从〈周易〉研究谈到一些哲学史方法问题》,作者在达篇文章提出的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一些是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中很重要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有些想法,写出来向冯友兰先生请教。一、冯友兰先生首先提出历史学的特     

冯友兰“普遍性哲学”思想探析

冯友兰的一生不仅属于哲学,而且也属于中华民族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他一生的哲学探索,始终在为中华民族的近代化亦即现代化事业寻找理论依据。从冯友兰早期哲学著作《天人损益论》对三种哲学的区分,发展到三史六书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探索,乃至于《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对于洪秀全、曾国藩的独特评价,以及最后第八十一章对于仇必和而解之客观辩证法的强     

冯友兰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

冯友兰是现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他呕心沥血,几番荣辱,无怨无悔,把一生献给了哲学,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处于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面临着民族独立     

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动态研究

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只有一个,而作为中国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则有两个:一个是作为中国哲学史现代化阶段开创者的冯友兰,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另一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的冯友兰,代表作是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两     

《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序

张载的哲学思想研究,20世纪以来,受到学者的相当重视.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只写出了先秦部分,故对于宋元明清的道学或理学全未涉及.其实,以胡适当时的思想和心态,他也不太可能对道学或理学的思想有深入的理解.冯友兰先生在1930年代初期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此书得到当时学界的一致好评,认为全面超越了胡书,其原因固然是冯书完整地叙述了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哲学史,更主要的则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详于文字的考证训诂和历史境况的介绍,对文字所表达的哲学义理体会较浅,而冯书不重文字的训诂考证及相关的历史背景,而特重于哲学义理的了解体会.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科自觉——从胡适到冯友兰

从“五四”时期到 2 0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在学术领域的重要表现 ,是具有了关于近代学科的自觉意识。本文分析从胡适到冯友兰所显示的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自觉 ①。一、学科独立性的自觉 :疑古和释古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自觉 ,首先表现为对这一学科的独立性的自觉。胡适的“疑古”和冯友兰的“释古” ,是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标帜 ,对其具体内容已有不少的讨论。这里主要分析它们对待传统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自觉的关系。胡适的“疑古”是对“信古”即盲目崇信传统的反动 ,其精神实质是扫除对传统的偶像崇拜。就否定…     

纪念《中国哲学史》创刊四十周年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中国哲学史》已经走过四十载春秋。四十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在几代编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展示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平台,成为助力青年学者成长的园地,精研中华文化核心义理,倡导古今东西文明互鉴,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     

纪念《中国哲学史》创刊四十周年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中国哲学史》已经走过四十载春秋。四十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在几代编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展示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平台,成为助力青年学者成长的园地,精研中华文化核心义理,倡导古今东西文明互鉴,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