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举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北京市哲学会中国哲学史组于12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发言同志一致认为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近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欣欣向荣。但是,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在研究领域上还存在许多空白。如     

“百年哲学史研究回顾”学术论坛综述

2012年10月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百年哲学史研究回顾"学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中国近百年的哲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反思和展望。1.哲学研究总体概况回顾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哲学门"成立至今,中国的哲学研究走过了百年历程。哲学自身必须通过     

增创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新优势──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99年春季研讨会综述

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和《现代哲学》编辑部于４月１６日联合召开理论研讨会。研讨会的议题是：评析广东和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现状，如何创造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优势。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２０余人，其中大多为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与会学者围绕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现将研讨会概况综述如下。回顾与评析与会学者回顾了广东和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过程，对广东和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客观地评价。学者们一致认为，多年来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关键…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1987: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一年

1987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中专著问世最多的一年。李振霞主编、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丛书”,包括《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上、下册)、《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1—4)、《中国现代哲学史论文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有近70年的历史。回顾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病是照搬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来研究。 1919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首先采用了西方哲学史的体例来编写,改变了过去那种“学案”体的编纂方法,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河。但胡适的一个最大缺点是没有注意到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用西方哲学史的传统框架来套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比胡适的《大纲》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没有改掉《大纲》的缺点,这尤其表现在哲学史材料的取舍和对古人思想     

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建国以来,日丹诺夫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是起了影响的。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批评了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定义——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发展的历史,而提出他自己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现在进行的讨论中,我们有些同志主张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另外,有些同志还是坚持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     

也谈哲学史的对象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哲学史对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这门学科的特点与性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中外哲学史的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日丹诺夫在1947年所提出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0月15日至19日在武汉召开。150余名专家、学者及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回顾了十年来我国外国哲学史研究的状况,探讨了外     

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在庐山举行

1985年8月19日至24日,华东师范大学发起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会议主要有两项议题:1.受国家教育委员会有关部门的委托,审定冯契同志的新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三册)。2.讨论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并展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趋势。中国哲学史界的学者以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关于苏联哲学史科学发展的阶段問題

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约夫楚克是六卷本《哲学史》(现已全部出版)的主编之一,近年来他曾写过几篇关于哲学史方法论、哲学史分期的文章,这篇文章则专门谈论哲学史科学在苏联发展的阶段问题。作者把苏联的哲学史科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文章分别阐述了这三个时期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整篇文章贯穿着明显的修正主义观点。作者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想把哲学史变成为一门纯客观的、非阶级性的科学。作者在论述苏联哲学史科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时,大肆攻击斯大林,列举了他在哲学史问题上的一系列“罪状”,说他“片面地有时甚至虚无主义地对待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他在评价德国古典哲学和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作用上犯了严重错误,说他毫无根据地批评了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等等。他们认为日丹诺夫在1947年的哲学讨论会上关于哲学史的对象的定义的提法是“片面的”,“没有揭示出哲学史过程的认识本质,也没有赋予哲学史中的继承性以应有的意义”,说日丹诺夫的定义会“引起对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在哲学史上的作用估计过低”。作者认为,在现代的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中,主要是研究哲学学说、体系和思想家的观点,这在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上是必要的,第二阶段则应当研究哲学问题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解决,研究哲学范畴和概念发展的历史。这样,他们就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对立世界观的阶级斗争从哲学史中抽掉了,把哲学史变成只研究哲学范畴和概念发展的历史了。鲍格丹诺夫是哲学副博士、苏联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夫楚克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哲学博士。     

《中国哲学史学史》

<正>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结项成果,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书认为,中国哲学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经历了前史、创立、马克思主义化和港台发展几个阶段或形态。它是一个可以质疑但却无法绕过的事实存在。本书试图在客观呈现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启示。     

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

本文分引论、通论、分论和结论四部分。在“引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康德和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看法,但作者认为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问题,就是康德把哲学史看得太轻闲,而黑格尔则把哲学史订得太封闭。在“通论”中,为了探讨哲学史撰作的意义根本,作者列举了一些要目,作为反省的据点,其中包括：康德就“学院意义的哲学”与“世界意义的哲学”的区别、哲学活动的“处境”问题、哲学史撰作涉及的处境差距、哲学史的过去与未来导向、哲学史的主动性和进步问题、哲学史的分期和标名及种种有关的复杂性、哲学史的发展与脉络问题等等。在“分论”中,为了说明上述要目对哲学史的撰作和理解的深远影响,作者列举了西方哲学史各种最具代表性的分期和标名,以显出其中所可能涉及的种种复杂性,并作出初步的批判的反思。在“结论”中,作者带出“实质”和“虚灵”两种哲学史撰作风格的区别(前者为史实导向而后者为意义导向),并指出必须能于前者之上进一步发展后者,哲学史家才能于哲学史的撰作中取得方法上的主动和让哲学史的意义空间得到有创意的开拓。     

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历经 2 0多年的发展 ,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和忧虑的问题。为评估这一学科的状况 ,分析造成现状的社会和学术上的原因 ,寻找深化学科发展的思路和措施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于2 0 0 1年 1 1月 1 3— 1 4日 ,邀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和学者 ,在广州举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现把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面临着的困难与会专家认为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已经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     

外国哲学史研究:反思与展望

全国外国哲学史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0月15日至19日在武汉举行。反思10年来外国哲学史的研究、探讨今后研究的开展为会议的主题。困境与反思困境:大家认为外国哲学史研究目前面临着两个困境。一是“经济”的贫困。经费短缺,轻视理论,出版困难,这是普遍现象,在外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尤为明显,严重地影响着外国哲学史研究。二是研究的贫困。近10年来外哲史研究虽有成绩,但比之10年以前的外哲史研究,比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就显得较为冷落。外哲史研究还面临着一个理     

評馮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論文集”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论文集”(1958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在解放后用马列主义辞句装璜起来的七篇论文。著者的自我评价并不低,认为“对于学习中国哲学史也可能还有—定的用途”“供大家参考”(论文集序)。要是说这本书可供学习中国哲学史参考的话,那只能说是给予我们一个典型的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界限,歪曲中国哲学史的基本面貌,宣扬唯心主义和散布修正主义观点的反面教材。作者说解放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以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思想为指导的。几乎在许多文章开端就摆出这句话,而实际上作者论文的基本观点都是货真价实的“新理学”观点的继续。这是读者要特别警惕的。     

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研究哲学,必须学习和研究哲学史。恩格斯早就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4页）那么,应该如何学习和研究哲学史呢？本文提出以下一些看法与识者共讨。一、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概览从哲学史家关于哲学史的论述及其哲学史著作中,大体可以看出这样几种主要的方法…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召开第四次“夏季学术讨论会”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第四次“夏季学术讨论会”——“中国哲学史范畴、概念和思潮发展规律讨论会”,6月20—24日在河北承德市举行。约4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现将会议讨论内容综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