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梅岩及石门心学思想研究述评

石田梅岩(1685~1744)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庶民思想家。石田梅岩以广泛的庶民为教育对象,提倡神、儒、佛三教一致,提出“形即心”思想理论,主张以“正直”与“俭约”的实践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求得“知心”,并以此为商人构筑了独特的“商人道”思想。石田梅岩开创的这一庶民化学术思想被称作“石门心学”。江户时代中后期,石门心学的影响波及町人阶层、农民阶层与武士阶层,对日本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日本国内外研究者对于石田梅岩及石门心学的学术与历史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者认为,石门心学无论从思想史角度、还是从教育史角度…     

论陈献章心学思想的理论意蕴和特色

陈献章心学思想的理论意蕴及特色可概括为：一、主张以“静坐”方式来涵养心体,体认“善端”,强调在心体上作工夫,明显具有将为学工夫心学化的倾向;二、为学宗旨是“以自然为宗”,表现出一种对于超越道德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与陆九渊心学相比,具有将道德伦理色彩淡化和消解的特点;三、“宇宙在我”,则是凸显主体之心的知觉功能作用,以主体之“觉”来体验自我与宇宙的同一,从本体意义上克服和消解了朱陆从不同方向来膨胀“道”（理）与“心”的偏颇,兼融了朱陆对立的道学与心学,从而表明陈献章心学是从朱熹道学中走出,经过对儒、道、佛诸学的整合,完成了走向陆九渊心学的转变,标志着明代心学思潮的真正开始。     

张载心学论纲

张载作为北宋理学的共同创建者、关学宗师,建构了一套涵盖天论、道论、性论、心论等多方面内容的哲学体系,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心学(1)思想。应当指出,张载的心学有其独特性,与后来陆象山、王阳明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有所不同。时下张载心学研究论域存在以下不足:对"心-物"关系这一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缺乏自觉,对张载"心-物"关系形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有所忽略。有鉴于此,有必要以张载的三个心性论命题作为观照的视域,以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作为探究的主线,从三个方面为张载心学建构纲要并加以阐释:一、心性论的三个命题;二、"心-物"关系的形态划分;三、"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最后,还将对张载心学的哲学特性、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略作总结。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

作为德川时代“盯人的哲学”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心学与儒学有关,从而具有中日思想比较研究的价值;心学阐释职业伦理与商人赢利的合理性等,与中国经济思想史有联系,成为两国经济思想比较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心学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称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具有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意义,从而又有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价值。世界范围内有关石田梅岩心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迄今为止似尚无对其经济思…     

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论明代“江门心学”的经典解释思想——以陈献章、湛若水为中心

明代以陈献章、湛若水为代表的"江门心学"兴起,促成传统儒家经典解释思想新一轮的转型。它以"心学"为解释形上学,建构了"心理同一"的本体诠释论;以"自得"与"随处体认天理"为经典解释方法;形成了别异"朱、陆"、"以自然为宗"、对语言持不信任态度、知疑与贵新的经典解释学特质。"江门心学"的经典解释思想对明中后期解经之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阳明心学等将之"格心"、易简工夫、务实精神理念不断发扬,为儒家解释学生命力的增长做出强有力的贡献。     

陆九渊易学的心学建构

在对象数派和理学派充分反思的基础上,陆九渊完成了对易学的心学建构。他认为易符与实在之间的对应不限于形质的一致性和单纯的数理实证;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间接的对应。他主张以人心释“理”,易理、天理和人心并无差异,遂将《周易》演绎为一部存心明理之书,从而既总结了思孟以来的心学认识,又开启了杨简、王夫子乃至熊十力等人心学研究的先河。     

从“理学别派”到士人佛学——由明清思想史的主题演进试论近代唯识学的思想特质

与朱学排佛不同,一方面,阳明心学的兴起以佛教为助力,而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佛教心学的复兴。阳明心学兴起的重要思想史后果,是促使士人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一个平视儒佛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是从理的本来性向心的本来性,亦即向不离于事的理的本来性的转换中赢得的①。如果抛开这一转换的思想实质,而仅就其思想模式而言,这种转换实际上也正是佛教华严学的思想模式向禅宗思想模式的转换。在佛教中,华严向禅宗的转换,是华严理论的必然。它意味着在佛境中实现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境界的理论性,已经完成了向禅宗即于一心…     

中日心学比较——王阳明与石田梅岩思想比较

王阳明(1472—1528)是中国心学的集大成者。石田梅岩(1685—1744)是日本德川时代一位商人哲学家,创建的石门心学亦被称为日本心学集大成。阳明心学盛行于中国明代,石门心学崛起于日本德川中期,它们都是心学,有其称为心学的共性。又因为阳明心学和石门心学形成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有异,这就决定了它们在心学体系建构、心学范畴理解诸方面的相异性。所以,通过王阳明和石田梅岩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透视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及     

儒医恕道刍议

“恕”乃成“仁”之方,也是儒医一直秉承的底线伦理:“医乃仁术”是恕道得以实施的理论基础,生命至上是它的内心动力,而重义轻利则是在操作层面上最真实的体现.阐明儒医恕道思想的现代价值,探索其走进当下医学教育体系的路径,促进医学生恕道情怀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兼容决策理论探幽

柯林斯认为,以权威决策理论和民主决策理论为代表的两种传统决策理论存在“合法性”与“延伸性”两大危机,造成了科学理性与民主价值之间“非此即彼”的紧张关系。因此,以柯林斯为代表的STS进路和以基切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进路分别提出了“经验专长”理论和“良序科学”理论。两种进路的理论基础和建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地构建了一种“兼容决策理论”。兼容决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专家意见和外行视角的分歧,却在实践维度上面临着去语境化的困境。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为兼容决策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有望实现科学理性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合理张力,但仍需对其可能产生的决策风险予以充分警惕。     

陆九渊心学源流辨析

陆九渊创立的心学体系是与他的为人之道相关的。而孕育他成长的陆氏家学也是以人生践履为起点。陆氏家风,笃实严谨。他们对当时的士风颇为不满,所以其为学不是以科举中榜为目的,而为履于日用,指导人生。陆氏兄弟没有直接的师承,他们自相师友,相互提携。他们以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作为根底,在日用人生中相互影响,并注重对心与理关系的体悟。可以看出,陆九渊在这样的学习氛围和家庭背景下生活,其心学思想产生并不是偶然的。陆九渊心学是在与朱熹理学的争辩中形成自身特色的。朱陆是理学家,又是哲学家,确立理学伦理本体的价值原则是他们的目标,而对于“理”的哲学建构,本体思考,只是他们建构理学的思维手段。对于理学主旨他们是明确的,而对于各自的思维逻辑、哲学背景却只能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中。因此在辩论中他们不可能将为学方法上升到哲学观点上去加以自觉的认识,也不可能从逻辑上对于自己的哲学思想给予圆满的说明。这就是“无极太极”之辩没有从理论上焕发光彩的原因。尽管如此,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我们却不能不尽力去发现他们争论的理论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理学发展以及心学产生的内在动因。     

论张九成“仁即是觉,觉即是心”的思想及其意义

张九成在二程和谢良佐的基础上提出“仁即是觉,觉即是心,因心生觉,因觉有仁”的思想。以觉为心的本质属性,将心与性(仁)连接起来,一方面解决了仁性从潜在到现实何以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将心(或觉)上升到了本体的高度,心之所以在造化和认识宇宙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完全在于心之“觉”,从而开始了心学的创立。因为以心为本,所以他强调“正心”之学,以唤起时人麻木的心灵。张九成“觉即是心”的思想无疑受到了禅宗的启发,但因此断定其学为禅学却是不恰当的。正确认识张九成的“仁即是觉,觉即是心”思想,对于重新认识心学具有重大意义。     

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对“仁”的新认识

“仁”的内涵是“爱人” ,其实质是指一种人生所应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原则。“仁”贯穿于各个方面 ,第一 ,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对人的关心爱护 ;第二 ,是“礼”的执行与维护的保证 ;第三 ,和各种伦理道德品质密切相关。孔子以“仁”为核心建构他的思想体系 ,既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契机 ,又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 ;“仁”的观念的提出 ,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 ,在思想形态、主体意识上对“人”的发展和自觉。“仁”的精神不但无形地渗透在以后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潮中 ,而且对社会文化思想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资本论》的“三重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

《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不是普遍原理应用于特殊对象的演绎关系,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特定理论形态建构过程。《资本论》不能归结为一重批判或双重批判,而是包含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三重批判”的差异与联系的复杂总体。《资本论》“三重批判”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再现,把握了社会结构诸层面之间的复杂交织与丰富互动,呈现为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特殊理论总体,蕴含着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丰富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发展。《资本论》在“三重批判”的“特定化”定向中,综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定性内涵,内生出一种相对独立的、以历史特定性为原则、以特定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     

阳明心学、石门心学、霞谷心学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中国、日本、韩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通过对中国的阳明心学、日本的石门心学、韩国的霞谷心学三种心学的“心”、“性”、“良知”、“俭约”、“生理”哲学范畴及其社会价值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中国、日本、韩国三种不同心学的本质特征,并从中研讨了东亚意识的基本内容即主体意识、人文意识和多元意识等。     

书院:明代心学建构与传播的主要依托

明代心学是批判程朱理学的产物。不但心学的建构是与书院密切关联的,而且面对官方的禁学,心学的代表人物及其门人纷纷创建、修复书院以传播心学,使心学成为明代的显学。为解决书院研究、传播心学与教授科举应试知识的矛盾,心学家主张将书院应试教育与传播心学结合起来,二者互为表里,使书院在研究、传播心学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反启蒙与新文明探索：俄罗斯反思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在全球化过程中,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宣扬所谓具有“普世性”的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神话”逐渐“破灭”,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遭遇“瓶颈”。针对西方现代化,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反启蒙”思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不仅是两条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是两种文明的对抗。在经历苏联解体、“休克疗法”失败后,俄罗斯学界出现了传统的“多种文明形态”理论的复兴,并尝试建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文明形态,以此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着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挑战,对西方现代化的“俄罗斯式反思”,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启示意义。     

从陆九渊到王守仁——论“心学”的彻底确立

<正> 宋明儒学之“心学”一系,常以“陆王”并称。但实际上陆九渊和王守仁有不容忽视的区别。有些论者曾纯从理论形态的角度考察陆王之异,如模糊与明晰、疏阔与严密、点悟与分解等等。这些考虑都有道理,但却无关宏旨。只有透过它看到一个理论彻底性问题,才算抓住了陆王之异的意义所在。本文便试图通过考察陆王之异,清理一下“心学”从陆九渊到王守仁臻于成熟、彻底确立的内在思想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