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与收敛：现代新儒学中的仁学——以冯友兰、牟宗三和杜维明为中心

现代仁学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是在现代生活世界中重建一个以道德为统摄(仁体统摄)的文化人生系统，还是只将道德作为文化人生的某个特殊的部分或领域。因此，现代仁学的开展中关于道德“本体性”强弱的思想线索有二：一是仁之本体性的“扩展”方向，二是仁之本体性的“收敛”方向。冯友兰明确否定在宇宙本体论的意义上讲道德，甚至肯定一个“非道德”的生活领域。牟宗三致力于道德形上学的建构，认为仁体既是道德(狭义)的根据，也是一切存在的根据，此乃“一本仁学”之极致。杜维明所建立的“精神人文主义”虽主张存有连续中的精神性，但其仁学收敛于“修身的人学”。现代仁学的“扩展”与“收敛”形成了多元化的儒学开展。     

孔子仁学的社会伦理导向

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所以又称之为仁学。仁学的建构与形成,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仁学思想的价值导向,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化的社会倾向性。本文拟对孔子仁学的社会伦理导向作一分析,以说明孔子仁学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于调整现代人际关系,以及促进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整饬等,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关于“第一生产力”的辨析

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仅仅以感性事实来论证,或者完全自然主义地以既成的理论来应用,都是肤浅和片面的,而必须对其作深层理论探索和挖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形似普适的全称肯定判断.但究其实,这一判断的主词“科学技术”,实指“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一个历史概念,它表征着人类认识自然的深化程度和改造自然的功能尺度.“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的确立,其基本前提是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必须一体化,并且科学、技术要走在生产的前面.而事实上,萌芽式的古代科学技术根本不够这个“格”,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后期也仅初露端倪,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过程中诞生的现代科学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就演变为“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因此,认为“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本来就固有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仁学思想以道德个人主义为支点,倡导一种以生命契合为主要特征的人际伦理,追求一种以社会和谐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秩序;孔子的仁人君子教育在政治领域引发了一场由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制度革命;在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从孔子仁学思想中汲取智慧,仍然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不二选择。     

试析后现代心理学影响下的心理治疗与咨询

后现代心理学强调心理现象的建构特性和心理学知识的文化相对性。后现代背景下的心理治疗和咨询接受社会建构主义的认识论主张,认为病理心理是语言的社会建构,并没有客观的意义。所有的治疗和咨询理论都是一种“建构”或“叙事”,而不是所谓的“真理”。承认这一点,将有助于在后现代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各种治疗和咨询理论的整合。     

《论语》四道与新仁学四主义

仁学思想是《论语》及其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值得重视的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意义的内容。笔者近年致力于以四大主义阐述仁学理论,弘扬仁学精神。这四大主义就是人权主义、宽容主义、抵抗主义和新宪政主义,其共同精神可以概括为“仁学原则”。四大主义既内在于仁学之中,又兼容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其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唯仁是务。它源于传统仁学,又不囿于传统仁学。笔者以四大主义阐释仁学,旨在将仁学与外来科学思想相结合。     

论中国文化的近代传统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人们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忽视二者的中介环节,这就是衔接着中国古代文化和正在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在中国近代以来历时百年之久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文化,本文称之为“近代文化”。在这个艰难曲折的长期实践中,发生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发生了对于东渐的西方文化的既“拿来”又“扬弃”的关系,发生了对于新文化的伟大创造运动。对于社会主义的现代新文化说来,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必须继承的,而近代以来实践中产生的文化则是同样具有传统的意…     

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学与东亚现代化--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研究中心

在“文化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时代的今天,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老调重弹而又值得旧话重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儒学在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不同作用的梳理、厘定和分析,认为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儒学与现代化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儒学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大体是随着东亚现代化的启动、发展而由现代化的阻碍力量发展成积极的推动力量。既使在东亚现代化之初,儒学传统也不曾完全地退出历史舞台,儒学在东亚国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广泛的互动交往、交流、对话,儒学将在面对更多挑战的同时,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因而,儒学在东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东亚社会转型、文化现代转换中积极创新,走向世界。     

“开新”还须“返本”:现代新儒家一个基本信念析论

现代新儒学思潮肇始于“五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所作的保守性回应。 新儒家学者自觉作为现代化实质内涵的科学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更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他们严厉批评腐儒冬烘们的顽固不化,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梁漱溟坦诚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科学和民主,而在于如何要科学和民主,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前提下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     

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仁学”中道德理想主义的渊源及其演变的两种趋向

在孔子开创的“仁学”中始终贯串着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既是以理论形式概括了氏族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本质,又是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的损益和继承。这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基本含义。“仁学”的这种思想渊源也决定了儒学的特征只能是“仁”与“礼”的矛盾统一。以“亲亲”为出发点、强调“推恩”与“泛爱”的“仁”,和以“尊尊”为首要、崇尚“贵贱有别”的“礼”之间的矛盾,只有靠道德理想主义中所强调的人本身的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调整改善来统一。孟子以“心”释“仁”,使人、仁相通,促进道德主体化,主体道德化。荀子以“礼”释“仁”,使群体关系的调整有统一的规范标准,都是要解决“仁”与“礼”的矛盾统一问题。孟、荀的不同侧重也分别代表了“仁学”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向。     

马克思的“历史进步代价”理论与发展问题

一、现代化发展问题与马克思“历史进步代价”理论的内在联系“发展”最初是作为进步的同义语而赢得了近现代许多人的共同赞美和共识;在当今世界,它却是作为一种它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一方面(如发达国家)在为经济一技术的无限增长、膨胀的危险后果——诸如核威胁、生态危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以及现代文明资源的匮乏等——而深感忧虑;世界的另一面(如发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了的文化模式──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中心主题,它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全面、系统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就不能不充分注意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一、法兰克福学派从一开始便把文化批判放在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地位,然而,强调对“肯定文化”、“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则始于30年代后期。这有其历史背景。在这个时期的西方社会,娱乐工业的出现,大众传播媒介的成长,纳粹及其他极权国家对文化的野…     

牟钟鉴先生新仁学述评

"新仁学"是牟钟鉴先生二十多年来对儒学的未来发展不断思考与探索的理论结晶,主要包括"三大命题"、"十大专论"、"新仁学与当代新人文主义"等内容,具有广阔性、开放性与创新性等理论特色。首先,就广阔性而言,"新仁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其次,就开放性而言,"新仁学"在内容上以儒家为主综合各家之长,在方法上兼收并蓄综合各家学说,而且本身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最后,就创新性而言,"新仁学"超越了当代新儒学的形上学情结,突破了儒家"由内圣开出外王"的理论局限。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当代新儒家精神向力探论

一、“为往圣继绝学”: 当代新儒家的自我体认 虽说对当代新儒家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还难以清晰地把握;但是,就其思维方式而言,我们可以从其“态度的同一性”中揭出其内在的逻辑理路: 现代化是世界范围内抵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取向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不过,现代化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而不是亦步亦趋的“西化”。正如“欧洲现代化思想是希腊思想的延续,希腊思想是(欧洲)现代化思想基础”一样,现代化必须要有其思想的保证,离开了思想的滋养,现代化无从催生。中国的“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确立“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儒家与新儒家的命运——“五四”以来文化论战的哲学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的、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来吸纳、会通西学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或一种文化思潮)。这是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新儒家”思想所作的概括。“现代新儒家”思潮产生于“五四”以后,这不是偶然的。剖析“现代新儒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或许能揭示出中国文化变革的某些重要问题。对“现代新儒家”试图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应如何评价?总结和反思这些问题,这对于加深文化的研究和两个文明的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与时俱进"和"相适应"

道教思想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道教思想深深的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古老而不断更新的土壤之中,既保留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又能随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道教发展到今天已有两千余年,始终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道教必须与时俱进,也就是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已经是人们普遍的共识和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人们关心的问题是:道教要“与时俱进”,进什么,怎么进?说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什么需要去“适应”,怎样才算“适应”?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     

“后发展”:优势与难题

当代发展理论的突出特色是以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问题为对象,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造,推动社会变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一个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自觉设计和选择的过程,是人们自为地寻求发展的过程。因此,发展理论所涉及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在当代主要表现为落后国家如何跳跃式赶超发达国家,从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一、“后发展”及其优势“后发展”亦称之为“后现代化”,是相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原发式现代化国家而…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两难抉择——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由于当代新儒家采取了理性主义态度,从而使其不仅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而且也没有陷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当代新儒家在"如何在中国实现代化,而又要避免西方现代化弊端"的问题意识中,既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又具有显明的后现代品格。由于当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的不平等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在当代新儒家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后现代品质,即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而这一点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只要当代新儒家能够继续以开放的、多元的、理性的文化态度来审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问题,就可以像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一样,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统一起来。     

《管子》的生活本体意识

20世纪以来 ,随着人文思潮的发展 ,生活本体日渐成为中国和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 ;尤其是 80年代中期以后 ,此问题在国内学界倍受关注 ,以至被人们称作本体论的“复兴”。本体问题在人类文化系统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地位 ,它的“复兴”表征着现代社会生活以及现代文化正在发生着深层的、体系性的变迁。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巨变时期 ,我们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本体思想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本体具有深刻而透彻的把握 ,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根本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本体是生活世界的本体而不是西方二元文化语境中的物质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