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03〕中国实学研讨会”综述

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理论形态 ,曾经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进入近代社会 ,实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轨的中介和桥梁 ,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明中叶以后 ,中国实学远播朝鲜、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因此实学也是一门在东南亚各国广具影响的国际性学问。古代实学家所倡导的“事实求是”、“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兴利除害” ,对于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民族精神的塑造 ,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外学者就中国实学问题展开广泛、深入地研究 …     

蔡元培与新文化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新文化的伟大建设者,毛泽东说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一评价精到而公允.在“西学东浙”的历史潮流中,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的人认为西方文化什么都先进,而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因而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人则恰恰相反,据守固有的传统文化,拒斥西方文化,但多数人反对以上两个极端而赞成中西融合,吸收西方文化新营养,改造传统文化,建设适合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蔡元培始终站在这一潮流的前头,领导这     

寻找传统哲学与现实的结合点

中国传统哲学能否与现实相结合,在目前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有人否认传统哲学与现实的契合性.传统哲学是在中国过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因而对于当代社会具有排斥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契合性.实际上,在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可以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相通的桥梁,由传统走向现代之路.“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现代的政治与经济是从中国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代的新文化也是从中国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同志要     

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中国古代的士、士人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准则(道)的坚守、维护者,因而具有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任重道远”自策、自勉.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主要表现在文化传承、社会批判、道德教化、匡救社会危机诸方面.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但与古代传统士人相比,中国近代以来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又有了新的内容、要求.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即古代哲学)的关系,是个范围广泛的问题。本文仅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西哲学的合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西哲学的合流。在近代,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西方文化,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就发生了贯串于整个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反省     

道教的文化定位与文化担当

<正>道教素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在古代社会里,它与儒、释合称三教,是中国文化的支柱之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格局大变。及于现代,中国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格局,原来所谓三教的地位也随之大变。那么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道教的文化地位应当如何看待,道教本身又应当承担起什么样的文化责任,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呢?当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意义。对于道教来说,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文     

北京市哲学会中哲史组举行学术年会

北京市哲学会中国哲学史组1988年学术年会,于12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这次会议题为“中国哲学与现代化”。与会学者就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问题是:怎样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关系;如何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我国学者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有那些经验教训等等。     

论老子哲学在中华文化结构中的地位

老子是周守藏窒的史官,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他总结中国古代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兴衰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加以高度的理论分析、综合和概括,求索宇宙人生发展的规律即“道”,在中国文化哲学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道”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人生的法则,开创了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的中国哲学.老子哲学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活的灵魂和人民智慧的精髓,对儒家,法家、兵家和佛学、道教等整个中华文化和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东方和世界的文化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优秀遗产,创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及其哲学,重新研究老子哲学在中华古代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及其贡献和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思维意义和现实意义.     

“天人之辩”的近代展开及其终结——中国近代价值观变革的一个侧面

如何看待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变革 ,一直是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对于 1 5 0年来的观念变革 ,人们尽可众说纷纭 ,褒贬有别。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在近代的革命性的新开展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场变动的结果与传统哲学之间 ,既有连续性 ,又有非连续性。或者说 ,经过 1 5 0年的变革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尽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加入了许多现代性 ,但是在现代形式下依然活跃着某些古老的传统 ,因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中国的” ,带有我们民族的特点。哲学发生于问题。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系统 ,大致上环绕着“天人之辩…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李翔海在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中，现代新儒家采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品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评析。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之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已经僵滞、萎缩，内在的文化生命力呈严重衰竭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出了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之后，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形态。而随着以坚船利炮为依凭的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没落…     

论中国启蒙文化的传统

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出中世纪的思想启蒙,包括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想启蒙,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和“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是在中西古今之争的文化激荡中走过的.三个时期的思想启蒙者前承后续,紧扣时代的脉搏,在从封建社会晚期到近现代思想史的文化嬗变时代,一面对古代文化进行着扬弃,一面对世界文化尝试着回应,一代继一代,后浪推前浪,承续着、更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闪耀着时代性、民族性光芒的启蒙文化传统,即自觉追逐时代进步的理性主义传统、科学民主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这三大传统才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真正的“接合点”,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积极的传统资源.我们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首先应是这一活生生的启蒙者的传统.     

从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到近代历史进化论

中国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内容丰富,思想驳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否定人类社会文明和儒家的称颂尧舜、讴歌“三代”的退化历史观;二是以“五德终始”说和“一治一乱”说为代表的循环历史观;三是主张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交易进化历史观,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的颂扬“三代”的退化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历史发生了大变动,又受到西方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便转变为近代历史进化论。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变易进化历史观,是从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到近代历史进化论的一个中间环节。近代历史进化论的开创者是康有为。他的“三世”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历史进化论的理论体系,但它采取了传统经学的形式。严复的历史进化观则自觉地以达尔文进化论等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摆脱了传统经学形式,更完全地具有了近代的形态。梁启超提倡新史学,鼓吹史学革命,把历史进化论进一步加以系统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封建旧史学,批判了“一治一乱”历史循环论和其他非历史主义观点。近代历史进化论取代传统的变易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其中有批判,也有继承。     

评《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

文化传统的辉煌与沉重,一直困扰着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伴随着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文化裂变,迫使知识分子肩负起民族精神文化的“承传与重建”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的学术思想层面便是站在时代理性的高度,解读文化传统并为它在现代社会做出价值定位。近年曾热极一时的文化讨论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对这一时代性课题,李锦全教授做了广泛深入的探索,《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一书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与现代关系的成果。广阔的学术视野、平实的学术风格和深切的学术关怀…     

“中体西用”论的三种形态

当人们运用“体用”范畴说明中西文化的关系时,多是在主、辅、本、末的涵义上一使用的。“中体西用”即是以中学为主、为本,以西学为辅、为末之意。人们一般把中体西用作为一个普遍的理论框架,用来指谓那些推崇中国哲学文化、主张以中学为主导融会西学的理论学说。但事实上,正如中国古代的使用范畴是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中一样,近代以来“中体”与“西用”的具体涵义也不断发生变化。中国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论至少可区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类型:一是社会政治层次上的中体西用论。它是中体     

“和而不同”：中西文化下人际互动和谐相容模型比较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和谐伦理观。“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同”与“和”是一对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现代心理学从人际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都阐述了同与和的关系。人际理论家分别从特质、情境和行为互动层面提出互补匹配与和谐的关系,而社会认知理论家以自我和他人相似特质为起点,建构了以感知水平和情感为中介的相似性和谐模式。本文结合以往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下,“和而不同”的思想贯穿于整个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同时关系层面是影响互动双方评价互动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现代特点

自魏、晋、唐、明到近代以来,中国人物画前后经历了五次大的变革,尤其是在近代。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物画在这种大环境下不断改革发展。传统的水墨画和现代化的元素相结合,使现代人物画更能和这个发展中的时代相契合。但在如今这个文化和审美多元化的时代,众口难调,所以,中国人物画在今天该选择哪个方向是困扰中国画家的一个难题。     

评“彻底重建”的文化观

<正>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超强力挤压之下,孕育出了部分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强烈悖反心理,从而主张彻底破除传统文化,“彻底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这种思路和心态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中表现为带有明显激进色彩的“彻底重建”论。按这种观点,“中国文化必须从总体上予以彻底否定”(黎明:《封建体制抛弃了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6月9日),只有从根本上挣脱传统的束缚,彻底重建中国文化的传统,才能实现中国文化形态的全面更新。这种激进的“彻底重建”论具体的理论表现是:以反传统继承传统,用外来文化打破“超稳定”系统,西体中用,全盘西化。     

毛泽东对传统“民本”话语体系的变革

话语体系是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中国古代以"民"为核心的"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话语体系,不仅对于稳定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现实出发,变革了以"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以"人民"为核心的"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体系。话语核心的转变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义表达,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重思钱穆与张君劢中国古代政制之辩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钱穆以重述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历史的方式为中国古代政制“非专制”辩护，主张新制构建应根植本民族的政治传统，秉承因时损益的政治发展态度，保持对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敏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张君劢则以儒者兼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强调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专制”,新制的建立需要站在中国自身的实际立场，结合中西制度优势，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实现立宪民主。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古今之分中构建新制的正确态度。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意义的发问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意义的发问王树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决非明确,而有待发问。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取决于什么？我认为,传统哲学,只有不经现代人研究,那才是地道的传统哲学;但也只能是一种死的哲学,与现代无关。相反,如果经过现代人研究,那么,传统哲学就会被改变,就不可能是地道的传统哲学,但却可能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这一点,对于“六经注我”者,自不待言。就是对于标榜回到“本文”的“我注六经”者,也不能例外。只要看看当今问世的一些古代经典今注今译本,就对此不难明了。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意义的问题,实质上就归结为有无现代人研究以及现代人如何研究的问题。其次,强调只有现代人对之研究,传统哲学才具有现代意义。这里也发生问题,即所谓现代意义是传统哲学本身所具有,还是现代人的引申？或者是一者兼而有之？我认为,这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最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看到何炳棣先生对于杜维明先生的批评,以及连带对于整个新儒家的批评。何先生的文章抓住的要点是对《论语》中的“克己”如何理解的问题。何先生认为“克己”就是限制自己。在他看来,杜维明先生把“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