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面临的两大挑战

现代新儒学主要是从直觉与理智的关系探讨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现代科学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直觉的,科学是理智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高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因此提出了直觉为体、理智为用的本体论,由此进一步展开了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社会哲学.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以直觉和理智为逻辑起点,宣扬儒家的心性论,然后由道德、科学、民主三个基本范畴展开了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到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第三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试图对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当代新儒家精神向力探论

一、“为往圣继绝学”: 当代新儒家的自我体认 虽说对当代新儒家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还难以清晰地把握;但是,就其思维方式而言,我们可以从其“态度的同一性”中揭出其内在的逻辑理路: 现代化是世界范围内抵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取向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不过,现代化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而不是亦步亦趋的“西化”。正如“欧洲现代化思想是希腊思想的延续,希腊思想是(欧洲)现代化思想基础”一样,现代化必须要有其思想的保证,离开了思想的滋养,现代化无从催生。中国的“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确立“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冯友兰“新理学”研究述评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研究,逐渐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是学术繁荣的一个标志。现就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新理学”的理论渊源及对“新理学”的总体评价等三个问题作一述评,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1 所谓现代新儒家,虽然国内外论者对此界说不一,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那么,以“新理学”为哲学体系的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呢?对此,论者们有不同的意见。     

儒家与新儒家的命运——“五四”以来文化论战的哲学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的、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来吸纳、会通西学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或一种文化思潮)。这是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新儒家”思想所作的概括。“现代新儒家”思潮产生于“五四”以后,这不是偶然的。剖析“现代新儒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或许能揭示出中国文化变革的某些重要问题。对“现代新儒家”试图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应如何评价?总结和反思这些问题,这对于加深文化的研究和两个文明的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李翔海在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中，现代新儒家采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品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评析。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之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已经僵滞、萎缩，内在的文化生命力呈严重衰竭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出了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之后，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形态。而随着以坚船利炮为依凭的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没落…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两难抉择——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由于当代新儒家采取了理性主义态度,从而使其不仅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而且也没有陷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当代新儒家在"如何在中国实现代化,而又要避免西方现代化弊端"的问题意识中,既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又具有显明的后现代品格。由于当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的不平等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在当代新儒家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后现代品质,即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而这一点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只要当代新儒家能够继续以开放的、多元的、理性的文化态度来审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问题,就可以像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一样,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统一起来。     

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傅伟勋一直被看作现代新儒家之外的儒家批评者,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首先论证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在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他必然要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走向现代新儒家。其次就他的四个学术思想倾向来论述他只能归属现代新儒家。最后论述他具有第三代新儒家共通的思想特征,即:①推崇儒学,但不将儒学价值绝对化;②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却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③坚持多元价值观,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从不拒斥西方文化,虽强调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但决不轻率断言认同儒学乃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惟一方向。     

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细致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想相通之处。他认定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孟子开启了“民主政治原则之端绪”,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却蕴含了专制之倾向,陆象山提出“尊重人格之尊严”,实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复观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意义,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新儒家:寻求中的价值重建

80年代,在大陆,一大批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传统儒学首当其冲,被认为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沉重包袱”。而在台湾,有人则从“回答意义危机”的角度来评价当代新儒家,认为新儒家们回答了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从而又使不少大陆青年学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进行再思考。 孔子以降,儒学一直是安邦立道的学问。汉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由汉末天下大乱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约四、五百年间。     

儒家文化对中日现代化的作用之比较

一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讨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80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占有主导地位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到了 90年代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复兴儒学的运动 ,出现了所谓新儒学。新儒家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认识 ,提出中国应该从儒学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基点 ,即从儒家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化来 ,并且在儒学中找到医治现代弊病的万能良药来。新儒家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 ,企图用儒学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决定论 ,其理论的实践依据就是日本的…     

新儒家道德哲学辑要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作为承继宋明儒家内圣之学发展而来的新儒家之“新”,首先在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从形而上学的高度,给予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境界以新     

现代新儒家论“工作伦理”

现代新儒家论“工作伦理”刘德春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的研究中,现代新儒家明显地受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学说的启迪。韦伯认为改革后的基督教（即新教或清教）的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藉此在欧洲涌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其他宗教文化传统如儒...     

论儒学中“自由”的向度及其得失

儒家也有其自由观 ,就“自由”的本义而言 ,儒学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自由学说 ,但它的“自由”是一种基于自律之上的境界自由 ,这种“自由”所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而非对外在权利的谋求。儒家这种内向度上的人生价值底蕴与追求民主、人权等外向度的政治自由的价值观的迥异 ,使得儒学在当代中国虽然仍能够为有志于修身养性之士提供一种恰切的选择 ,但无法单独承担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重担     

儒家文明论纲

文明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一种自觉及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儒家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古代中华文明。它不但有其民族性、时代性,还有其主体性。无论就其现实层面、理想追求还是价值观念,它都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文明类型与文化系统。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建构现代中华文明体系,既要继承儒家传统,又要超越儒家传统,从而保证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时代更新。儒家文明在现代化中仍有它的生命力而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对世界文明的未来亦将做出特殊的贡献。     

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

三统并建说,意在强调学习西方重视"知性主体",开发出学术方面之科学与政治方面之民主体制,肯定尊生命、重个体,在体制上对自由、人权加以肯定,可谓抓住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根本,是现当代新儒家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相调适的重要成果。要求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第一义。牟先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照搬西方的价值与制度,他肯定道统、良知的指导与参与,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浅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弊病的发生。当代新儒家从人的主体心性中发掘普遍的道德法规,并透过康德式的论证,由伦理通向政治,建构普遍法则之治的法治论述,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

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中以人生哲学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人本的、道德形上学的哲学进路的一个思想流派。相对而言,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新儒家学者们更为重视现代化过程中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情感意向、思维方式等问题,他们建构的人生哲学更具有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研究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于把握     

方克立教授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

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讨论会上,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提出了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现代新儒家是足以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为三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的观点。他认为,这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现代新儒家论“直觉之知”及其意义CSSCI

"直觉"方法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且其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和牟宗三都力图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深入开掘中国哲学传统中"直觉"之意义,以区别于以逻辑分析法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从而凸显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哲学的价值与"自性"。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并非一味囿于中国哲学传统,而是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力图改造中国哲学传统,以使其具有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