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复兴

张君劢从现代与古代是不能完全割裂的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心知或思想方法这两点认识出发 ,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 ,相反可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能成为现代化的基础。因此 ,我们今天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就必须从复兴儒家思想入手。换言之 ,复兴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 ,而儒家思想的复兴又主要是宋代新儒学的复兴。复兴儒家思想的道路是“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 ,亦即“以儒家为本 ,而沟通东西思想”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两难抉择——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由于当代新儒家采取了理性主义态度,从而使其不仅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而且也没有陷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当代新儒家在"如何在中国实现代化,而又要避免西方现代化弊端"的问题意识中,既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又具有显明的后现代品格。由于当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的不平等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在当代新儒家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后现代品质,即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而这一点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只要当代新儒家能够继续以开放的、多元的、理性的文化态度来审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问题,就可以像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一样,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统一起来。     

“开新”还须“返本”:现代新儒家一个基本信念析论

现代新儒学思潮肇始于“五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所作的保守性回应。 新儒家学者自觉作为现代化实质内涵的科学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更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他们严厉批评腐儒冬烘们的顽固不化,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梁漱溟坦诚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科学和民主,而在于如何要科学和民主,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前提下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论马一浮的中西文化观

作为“千年国粹 ,一代儒宗”的马一浮有着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年轻时喜西学、黜国学 ,思想成熟时则明显地走上黜西学而崇国学的道路 ,对西方的社会以及政治学说进行了批判 ,提出了以“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观。马一浮的中西文化观本质上属于“非典型的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样态。     

新儒家:寻求中的价值重建

80年代,在大陆,一大批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传统儒学首当其冲,被认为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沉重包袱”。而在台湾,有人则从“回答意义危机”的角度来评价当代新儒家,认为新儒家们回答了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从而又使不少大陆青年学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进行再思考。 孔子以降,儒学一直是安邦立道的学问。汉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由汉末天下大乱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约四、五百年间。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近年来,有两个问题一直在脑里萦绕:一是孔子及其学说(包括后世儒家)为何在海内外一直有那么大的影响?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尊孔子为“圣人”。朱熹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他甚至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现代,又有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人物台湾居多,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推崇孔子、朱熹、陆、王,为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文化而呐喊。在国外,伏尔泰(1694——1778年)称孔子为“真理的解释者”,魁奈(1694——1774年)认为希腊哲学大大不如中国,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之七贤”,可见对其学说评价之高。而现代,美国《人民年鉴手册》     

现代场景下的传统儒学——论马一浮的伦理思想

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时间意义上的,虽然发生在现代的场景下,但基本内容是传统儒学或经学的;一个是学术内容意义上的,认识到传统儒学的缺陷和西学的合理性,并致力于儒学自身的现代化尝试。马一浮的道德学说虽然出现在中国现代的文化背景下,但就其内容而言是走回了传统儒学,未能涉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问题,应当属于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学说。本文系统探讨了马一浮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对其做出了合理的价值评判。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傅伟勋一直被看作现代新儒家之外的儒家批评者,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首先论证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在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他必然要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走向现代新儒家。其次就他的四个学术思想倾向来论述他只能归属现代新儒家。最后论述他具有第三代新儒家共通的思想特征,即:①推崇儒学,但不将儒学价值绝对化;②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却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③坚持多元价值观,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从不拒斥西方文化,虽强调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但决不轻率断言认同儒学乃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惟一方向。     

构建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刍议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有多途,其中之一是构建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儒家哲学、儒家伦理学、儒家教育学、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法理学、儒家社会学、儒家民族学、儒家心理学、儒家国际关系学等等。此为儒学当代发展之内在需要,亦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之内在需要,而儒学恰有此能力。若能成其功,则对人类探索更为普遍、更具解释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有重要助益。     

另一种声音：现代新儒学与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

与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主义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研究思路不同,中国传统心理学探究走的是“由上至下”的研究路线,即从心理及精神层面最高端入手,强调心理的道德与理性层面,故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现代新儒学作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典范,具有心理学研究“另一种声音”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现代新儒学研究背景及思路的展开,呈现出以传统心理学思想为深厚根基的中国近代心理学的独特个性与自信。这是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心理学的最大贡献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儒家思想开展的新途经——贺麟新儒学思想简评

在新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贺麟的“新心学”具有着特殊的地位。他虽然不象熊十力那样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但其思想的独创性却是对前期新儒家理论的总结。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其后的新儒家有着明显的影响。贺麟的思想是新儒家发展中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贺麟思想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他所提出的“合诗教礼教理学为一体的儒家思想开展的新途经”。本文旨在分析贺麟这一思想。     

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概念。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丰富内涵和科学定位。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次阐发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前提是“走自己的路”,其发展进程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结构要素体现为一条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战略目标。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的回答。     

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哲学曾在中国思想界人为流行,此时也恰好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萌芽和兴起的时候,梁漱溟和熊十力均受到了柏格森思想的深刻影响。梁漱溟试图融合佛教唯识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观点,用以阐释和发挥儒家“生”之哲学的精义,以重建儒家的理想人格。熊十力则通过反省和比照柏格森哲学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提出了他对于生命本体的独特看法,从而创立“翕辟成变”的大化流行论和“默识证会”的直觉说。     

新儒学与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自从1987年9月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现代新儒学(家)思潮”学术讨论会以后,关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有些阶段性成果已从“思想库”向“知识界”传播,使得新儒家思潮逐级向社会扩散。从北京大学每周一次的“国学研究专题讲座”爆满情况来看,新儒学的一些理论已得到许多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认同。     

文化比较视域中的新儒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之理解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儒学思想价值的理解问题,不仅是其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现代生活的需要问题,更是一个经典文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诠释与传承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不同的解释视角、方法与情境往往使文本呈现不同的意义,得到新的诠释。多元化、差异化新视野与新方法上的儒学研究所展现的是一种儒学文化精神与走向的新气象和新方向,也由此形成了关于儒学意义的新理解与新把握,而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诉求和思维方式。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文化比较的方法去看待、从最新的理论新思维中去理解和诠释儒学的多重价值和时代意义,应该成为儒学研究中的更高理论追求,也构成当代新儒学建设与发展的新方法论与新方向。     

台湾的“哲学现代化”口号

1984年4月,台湾官办中国哲学会举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哲学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或纲领性口号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会前,早有思想、舆论准备,先后有下述著述间世:《现代社会与现代哲学》、《科技文化的影响与中国哲学的展望》、《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儒家不朽观念与现代化》、《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看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