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孔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义解

从《孔子诗论》看,孔子解诗,注重诗篇主题大意的论说和诗篇思想大义的阐发。前者是对诗义除掉背景材料后的更高度概括,与诗的本旨有时距离不是太远;后者则是着力挖掘诗篇背后隐藏的抽象义理,是一种读诗者的新体悟,与诗的本旨相去渐远。孔子这种解读方式,在《诗经》阐释史上有创新意义,是《诗经》研究走向义理化的开端。《孔子诗论》不仅体现了孔子诗教的本质和特点,更与孔子的思想相一致,是研究早期儒家诗学及孔子思想的珍贵材料。     

试论朱光潜《诗论》中的比较美学思想

朱光潜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美学大家,借由西方的文艺美学思潮对中国的诗学理论现象进行了阐释,《诗论》是朱光潜对中国诗学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尝试,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理论专著"。通过采用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他用比较的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国古诗的流变过程,从历史的维度阐明中国古诗和西方诗歌的区别与联系,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诗学观。在今天的中国诗学与中西比较诗学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孔子诗学体系要解

孔子诗学理论圆融而通透,彰显了孔子创立的儒学的诗性价值。其诗学体系显现出浑然一体的多元化特质,主要表现在:注重《诗》的实用属性,整合出了一个尚用诗学架构;探究《诗》的社会属性,拟就了一个社会诗学方案;强调《诗》的伦理属性,创立了一个伦理诗学版图;关注《诗》的文学艺术性,开启了一个审美诗学天地;注意《诗》的人性化的意义,构建了一个生命诗学蓝图。孔子诗学体系像一面多棱镜,从不同的棱面看去会得到不同的影像;但孔子的诗学体系又是一体的,其不同的棱面反映出的诗学光辉却没有什么不同,都一样无私地照耀着后来人。     

《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从《论语》的“界限”看孔子遗说的分类编纂——兼及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史证价值

传世的、可信的孔子遗说,并不限于《论语》一书。相反,《论语》只是孔门后学纂集孔子言论学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该书只是为了收罗弟子所记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的言论而编成的,它排除了孔子的典籍讲授课堂的内容。在《论语》之外,存在着记录孔子专门的经典说解文本。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孔丛子·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就是孔子诗学课堂和遗说存在的明证。那种以为孔子学说以《论语》最可信据的主张,恰好受了该书"编纂界限"的误导。     

“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

《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均有关于“色”和“礼”的论述。《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两者相同,有讨论“色”(情、欲)和“礼”(外在规范)关系的问题意识,也有“礼”来自于情欲,是对情欲之调节或引导的表述,《孟子.告子下》则不讨论这些问题。对情欲和礼之关系的认识,《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的思想倾向更接近《荀子》。用诗来改变人的情性之观念,《孔子诗论》和《毛诗序》一脉相承。     

《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之比较

把《孔子诗论》同《左传》、《国语》所反映的诗学观念相比较,二者有三个相同之处: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和对风、雅、颂的认识是一致的;都采用“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乃至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解释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春秋时期的解《诗》用《诗》之风,不但是《诗论》产生的土壤,也给其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同时二者又有三个不同之处,即点滴论述和自成体系的不同;断章取义和评论篇旨的不同;大、小雅并重和国风、小雅并重的不同。这表明《诗论》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评论作品,是对春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大超越。     

钱穆先生诗学综论

钱穆先生的诗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包含论诗歌的起源、《诗经》的作者;论古代诗歌的政治性和文学性;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雅俗问题;论诗贵性情、重品格、崇意境;论纯文学中诗歌(《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的独立价值。钱先生毕生护持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治学主张融贯会通,求真求实,其心志与学术方法体现于诗学理论,儒家的道德伦理和政治观念是钱先生诗论的思想核心。钱先生的真知灼见,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和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提供教益。     

孔子论《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之比较

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 ,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 ,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 ,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慎独"论之诗学渊源

“慎独”论来源于孔子及其儒门对《诗》之解读与阐发,然后由诗学话语转化为整个儒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即“慎独”儒学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感性到理性、从诗学到哲学的渐次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层累”递进的过程中,“慎独”被赋予了许多新的不同层次的内涵。     

《诗论》之"改"与《周易》之《革》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不仅是先秦孔子诗学的重要原始文献,而且也包含了先秦天道观与宇宙论思想的材料与线索.对于这些材料的考察,一方面是正确解读楚简<诗论>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也是解决先秦经典中某些悬之已久的疑难问题的一种途径.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船山对朱子、阳明“亲新之辨”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

朱子与阳明的"亲新之辨",从根本而言是"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在实践功夫论上"向外"和"向内"的二元对立。朱子从《大学》"三纲领"之"经"出发,训"亲"为"新",丢弃了"新民"中"亲近、亲爱"百姓之意蕴;阳明从《大学》之"传"出发,舍弃了外在"新民"之手段。船山解构了朱子单一的"向外"的"有言"之教的新民,主张自身明德以感召他人的"无言"之教的新民;船山也解构了阳明单一的"向内""自新"新民,主张"自新"与"新他"二者结合的新民。船山新民观从内容与形式上都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彰显出亲新之辨的和合建构特质。     

今文经学视域下的孔子圣化

儒家传统理念中圣王的确立以德位兼备为前提。在今文经学视域中,孔子为圣王谱系之"集大成者",为解决孔子有德无位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儒者创设孔子素王说以圣化孔子。自汉代董仲舒后,此论与谶纬结合,广为传播。汉人又推阐孔子为汉制法说,一方面为汉家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又可使王道教化积极匡正现实政治。何休既认可孔子为汉制法,又强调此法贯于百王,使孔子制法兼具现实性与超越性维度,其普适性意涵得以充分彰显。作为制法者的孔子,亦成就其至圣地位,为万世所景仰。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朱熹经学诠释视角下的工夫论

朱熹将工夫分为"实践"与"涵养"两个部分,通过"知行"、"读书"、"诠释"等相互关系的探讨,建构出以"体验之学"为特征的经典诠释学说。该学说以工夫论为核心理论,讲究"身心一体"、知行间既有先后又有平行,并兼具"诠释循环"特质。为了突显工夫,朱子修订了儒家读书次第,发明出以"广义实践"为基础的诠释方法。然而,在彰显"主体性实践"的同时,朱子诠释学亦遭遇内在难题,需从"解释的张力"视角化解之。     

孔子的时命观与上博简《孔子诗论·兔爰》之评——兼与晁福林先生商榷

上博简《孔子诗论》评析《诗.兔爰》篇"不奉时"之语,晁福林先生认为应理解为是对于此诗不遵奉"天命(时命)"的批评。而《兔爰》篇以默求容的处世态度与孔子强调"邦无道免于刑戮"的全身远害的时命观相合,所以简文"不奉时"仍应释为"不逢时",表明孔子对诗人处世态度的赞同。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

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诗亡■志",是儒家诗歌理论的重要命题。简文"■"字不应当依后起的隐蔽之意为释,应当理解为先秦时期行用的"据"、"依"之意。"诗亡■志"的简文表明,孔子认为诗不必拘谨、拘泥于志。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并不否定"诗言志"之旨,但却强调诗应当情、志并重,而非仅仅在于"诗言志"一个方面。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相关材料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