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四诗考

正《诗》学古有四诗之说,又有风、雅、颂三体之论。三体或谓三类~(1)。然三体四诗如何匹对,三体名义为何,皆有争议。宋王质《诗总闻》、程大昌《诗论》倡《周南》、《召南》之"南"自为一体~(2),后顾炎武、梁启超从其说~(3)。如此则以《诗》有南、风、雅、颂四体。此说虽巧为牵合,实颇违古义。今就四诗本义、四诗与三体之关系以及风、雅、颂之名义详为考述,以还《诗》教之原。一、四诗三体考王、程二氏论《诗》有南、风、雅、颂四体,乃援《诗·小雅·鼓钟》为据。文云: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四诗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诗》学古有四诗之说,又有风、雅、颂三体之论。三体或谓三类①。然三体四诗如何匹对,三体名义为何,皆有争议。宋王质《诗总闻》、程大昌《诗论》倡《周南》、《召南》之“南”自为一体②,后顾炎武、梁启超从其说③。如此则以《诗》有南、风、雅、颂四体。此说虽巧为牵合,实颇违古义。今就四诗本义、四诗与三体之关系以及风、雅、颂之名义详为考述,以还《诗》教之原。     

《孔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义解

从《孔子诗论》看,孔子解诗,注重诗篇主题大意的论说和诗篇思想大义的阐发。前者是对诗义除掉背景材料后的更高度概括,与诗的本旨有时距离不是太远;后者则是着力挖掘诗篇背后隐藏的抽象义理,是一种读诗者的新体悟,与诗的本旨相去渐远。孔子这种解读方式,在《诗经》阐释史上有创新意义,是《诗经》研究走向义理化的开端。《孔子诗论》不仅体现了孔子诗教的本质和特点,更与孔子的思想相一致,是研究早期儒家诗学及孔子思想的珍贵材料。     

孔子诗学体系要解

孔子诗学理论圆融而通透,彰显了孔子创立的儒学的诗性价值。其诗学体系显现出浑然一体的多元化特质,主要表现在:注重《诗》的实用属性,整合出了一个尚用诗学架构;探究《诗》的社会属性,拟就了一个社会诗学方案;强调《诗》的伦理属性,创立了一个伦理诗学版图;关注《诗》的文学艺术性,开启了一个审美诗学天地;注意《诗》的人性化的意义,构建了一个生命诗学蓝图。孔子诗学体系像一面多棱镜,从不同的棱面看去会得到不同的影像;但孔子的诗学体系又是一体的,其不同的棱面反映出的诗学光辉却没有什么不同,都一样无私地照耀着后来人。     

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孔子“诗论”与朱子诗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战国楚竹书的孔子"诗论",以总论、分类论、重章叠论的不同形式,彰显出孔子的诗学理论。汉代诗学虽曰传其衣钵,却背离了孔子诗论宗旨,以经学家法训诂释义,把诗变成穿凿附会的道德品行说教。体现朱子诗学理论的《诗集传》,其论虽有依其旧说之嫌,但辨识否定,认同人之情感,与孔子论诗不期而合。遇合之中又在文本体味、创作群体、天性人欲、赋比义释说、意象审美上有着删减增益,彰显出朱子诗学改造、发展、拓新儒家思想的鲜明特点。     

《论语》"思无邪"与孔子的诗教思想

《论语》各篇材料看似任意罗列,仿佛没有任何秩序,其实不然。孔子评论《诗经》日“思无邪”,该章被编排在《为政》篇的第二章,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思无邪”被排在这样的位置,也影响到了人们对《论语》的认识。其实,《为政》篇以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为主旨,孔子《诗》教思想的本质是“政教”,从新出土的上博竹书《诗论》便可以看出孔子《诗》教思想的“德教”内涵,从而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思无邪”的含义,也可加深我们对《论语》内在结构的认识。     

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载的“中氏”即今传本《诗·仲氏》。孔子时代的《仲氏》一诗 ,在流传的过程中 ,因错简而被误入它诗 ,它的原貌至少包括了《燕燕》诗的末章和《何人斯》的第七章。经复原后的《仲氏》一诗 ,体现了儒家孝悌精神。上博简《诗论》载孔子以“君子”评《仲氏》一诗 ,其主导思想即在于对“孝弟”原则的肯定。《仲氏》一诗透露的内容与共伯兄弟的情况十分吻合 ,且其简被编入《邶风》 ,此皆可以推测此诗为共伯余之作。《诗·仲氏》对于了解“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孔子晚年心志蠡测--并为《莫春篇》作一新解

孔子晚年的心志如何,的确多费猜疑。作者发现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当今留下的史料作恰当的选取与解读而已。本文以《论语》为基准,通过《易传》与《春秋》来了解孔子晚年的思想。对《论语》里自古以来号称难解的《莫春篇》作出新的了解,显豁孔子晚年密契天道的意境,指出这正是孔子志存拨乱,推阐易道,作《春秋》运诸三世之苦心。后世实在不宜再忽视或过度怀疑《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孔子世家》及新近出土帛书《易传·要篇》等史料具有呈显孔子晚年思想实况的价值性.     

“《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钱钟书论《易林》述评

当代学人尊之“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对汉代焦延寿《易林》给予诗学意义上的极高评价:称与《诗经》“并为四言诗之矩（?）”。《管锥编》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林辞数百篇.先生慧眼独具,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作细致分析,纵横比较、中外沟通,使《易林》的文学意义凸显于两汉文学背景之上,亦为中国文学史之奇葩。但钱先生以“文本自足”观认为不必为《易林》姓焦姓崔“判儿猫之是非”,本文对此提出异议.     

卦象说初探

象是象数易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爻象、卦象是解易的重要工具之一.卦象不仅是理解<周易>卦爻辞的根本,也是春秋筮法占断的主要依据.从春秋时期<左传>、<国语>简单的卦象,到战国时期<易传>稍具形态的卦象说,再到汉代繁杂的逸象说,卦象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在不同时期对易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试论《论语》文学表现的诗化特征

《论语》是儒家经典 ,也是文学名著 ,但《论语》的文学表现应是近诗而远散文 ,这是由其产生于春秋时代诗性文化的大背景下决定的。《论语》文学表现的诗化特征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语言的诗化 ;2 表现手法的诗化 ;3 形象的诗化。《论语》的诗化正是其大异于先秦诸子散文的卓越之处。     

帛书《易传》四篇天人道德观析论

本文通过对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四篇的分析,认为帛传四篇为孔子<易>论,其中包涵着<论语>、<孔子集语>、传世本<易传>等反映孔子思想的传世文献所隐微罕见的天人道德观念;帛传四篇表现了孔子在涵括三代以至春秋新旧天人观念的基础上对于天人内涵的初步的哲学改造,反映了孔子将传统的主宰之天转化为道德之天、并将传统的主体对于形上存在的外在超越关系转化为内在超越关系的致思取向,从而凸显了孔子作为当时敏锐而深邃的思想家的形象;帛传四篇所涵具的孔子天人道德思想补足了三代天命德政观与思孟天道性命思想之间的逻辑缺环,是经由曾子(<天圆>)而达致<中庸>、郭店儒家简、<孟子>乃至传世本<易传>所体现的天道性命思想高峰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