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义解

从《孔子诗论》看,孔子解诗,注重诗篇主题大意的论说和诗篇思想大义的阐发。前者是对诗义除掉背景材料后的更高度概括,与诗的本旨有时距离不是太远;后者则是着力挖掘诗篇背后隐藏的抽象义理,是一种读诗者的新体悟,与诗的本旨相去渐远。孔子这种解读方式,在《诗经》阐释史上有创新意义,是《诗经》研究走向义理化的开端。《孔子诗论》不仅体现了孔子诗教的本质和特点,更与孔子的思想相一致,是研究早期儒家诗学及孔子思想的珍贵材料。     

《韩诗》学派习《易》学者考——论《韩诗》学派与《易》学的关系之一

《韩诗》学派的学者大多《诗》、《易》兼修,这对于完善《韩诗》的学术体系,提高其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考载籍,得两汉、魏晋时期兼习《诗》、《易》的《韩诗》学者共计26人,其中习《韩氏易》者3人,《梁丘易》者2人,《孟氏易》者7人,《京氏易》者8人,兼习《孟氏易》、《京氏易》者1人,习《易》家数不明者5人。     

论《齐诗》学派与王莽的关系及其在东汉的命运

两汉《诗》学，主要有今文的《鲁》、《韩》、《齐》三家和古文的《毛诗》一家。《毛诗》曾先后被河间献王和王莽短时间地立为博士，今文三家则自开创者起就被朝廷立为博士，宣帝时进而一道列为朝廷官学。一经数家而非出同门，这在西汉是绝无仅有的。西汉的皇帝为刻意维持这种历史的传统和争鸣的局面，大都兼而习之，或至少学习三家中的两家，如昭帝习《韩诗》、《鲁诗》，元帝习《鲁诗》、《齐诗》，成帝习《齐诗》，哀帝习《鲁诗》、《齐诗》。从其取舍不难看出，三家《诗》的地位在西汉并没有高低之别。这一长达二百年的学术平衡，随着王…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