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孔子论《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之比较

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 ,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 ,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 ,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论语》的“界限”看孔子遗说的分类编纂——兼及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史证价值

传世的、可信的孔子遗说,并不限于《论语》一书。相反,《论语》只是孔门后学纂集孔子言论学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该书只是为了收罗弟子所记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的言论而编成的,它排除了孔子的典籍讲授课堂的内容。在《论语》之外,存在着记录孔子专门的经典说解文本。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孔丛子·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就是孔子诗学课堂和遗说存在的明证。那种以为孔子学说以《论语》最可信据的主张,恰好受了该书"编纂界限"的误导。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孔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义解

从《孔子诗论》看,孔子解诗,注重诗篇主题大意的论说和诗篇思想大义的阐发。前者是对诗义除掉背景材料后的更高度概括,与诗的本旨有时距离不是太远;后者则是着力挖掘诗篇背后隐藏的抽象义理,是一种读诗者的新体悟,与诗的本旨相去渐远。孔子这种解读方式,在《诗经》阐释史上有创新意义,是《诗经》研究走向义理化的开端。《孔子诗论》不仅体现了孔子诗教的本质和特点,更与孔子的思想相一致,是研究早期儒家诗学及孔子思想的珍贵材料。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载的“中氏”即今传本《诗·仲氏》。孔子时代的《仲氏》一诗 ,在流传的过程中 ,因错简而被误入它诗 ,它的原貌至少包括了《燕燕》诗的末章和《何人斯》的第七章。经复原后的《仲氏》一诗 ,体现了儒家孝悌精神。上博简《诗论》载孔子以“君子”评《仲氏》一诗 ,其主导思想即在于对“孝弟”原则的肯定。《仲氏》一诗透露的内容与共伯兄弟的情况十分吻合 ,且其简被编入《邶风》 ,此皆可以推测此诗为共伯余之作。《诗·仲氏》对于了解“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     

陆贾对《诗经》的阐释

陆贾对《诗经》进行阐释:以仁解《鹿鸣》,进而提出普遍原则;以义解《关雎》,赋予政治哲学内涵。他强调《诗经》的仁义观,使《诗经》具有强烈的仁义政教功能,同时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寻找经典的根据。他认为《诗经》有"情得以利"之效,兼重诗情、诗志,继承了孔子《诗论》说。他结合时代背景来阐释具体《诗》篇,使《诗》义的内涵更丰富、更有时代感。     

《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之比较

把《孔子诗论》同《左传》、《国语》所反映的诗学观念相比较,二者有三个相同之处: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和对风、雅、颂的认识是一致的;都采用“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乃至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解释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春秋时期的解《诗》用《诗》之风,不但是《诗论》产生的土壤,也给其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同时二者又有三个不同之处,即点滴论述和自成体系的不同;断章取义和评论篇旨的不同;大、小雅并重和国风、小雅并重的不同。这表明《诗论》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评论作品,是对春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大超越。     

论儒家诗教原则的确立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从教学、教材的角度认为《诗》不仅应当让人们学到知识,更重要的让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但孔子这种强调诗的教育作用的思想被后世文人加以引申阐发,成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儒家诗教原则得以确立有一个过程,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代儒家文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为实现教育教化功能,中国历代文人探寻出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并付诸于创作实践。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突出特点。     

孔子晚年心志蠡测--并为《莫春篇》作一新解

孔子晚年的心志如何,的确多费猜疑。作者发现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当今留下的史料作恰当的选取与解读而已。本文以《论语》为基准,通过《易传》与《春秋》来了解孔子晚年的思想。对《论语》里自古以来号称难解的《莫春篇》作出新的了解,显豁孔子晚年密契天道的意境,指出这正是孔子志存拨乱,推阐易道,作《春秋》运诸三世之苦心。后世实在不宜再忽视或过度怀疑《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孔子世家》及新近出土帛书《易传·要篇》等史料具有呈显孔子晚年思想实况的价值性.     

不是六艺 胜似六艺——谈《史记》与《论语》的学术关系

《论语》在汉代只是六艺的传记 ,但它对《史记》的学术影响却不在六艺之下。《论语》不仅给《史记》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史记》体例的设置 ,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多以《论语》为依据     

《论语》:一种可能的情感解读

在面对三代经礼文化日益衰颓的社会情势时,孔子开始向人之内在情感领域发掘道德实践的理据。这种发掘,一方面使他实现了对传统礼乐的改造,一方面则凿通了经由内在真实情感的抉发而走向儒家性情论伦理思想的义理道路。这种人本主义的情感关怀和情感诉求,渗透于孔子诠释道德要目与道德行为、论《诗》、论乐的诸多言论之中。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语》是一部未言“情”字(“情感”义)而又处处关“情”的著作。     

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说问题

忠恕思想是孔子道德学说的核心内容 ,但学界对它所作的界说有分歧 ,不规范 ,而且现行的理解不符合孔子的原意。这必然会影响全球化时代这一重要思想在国际文化思想领域的广泛传播和竞争能力 ,应该加以辨正。在给这个思想下定义时 ,要注意到“忠恕”一词实际上表示因忠而恕的意思 ,而不是“忠”和“恕”的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