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以德治国与社会稳定

以德治国与社会稳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为了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维护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离不开德治.今年年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这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力求阐明以德治国在维护当代中国社会稳定中的地位和功能,旨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把社会稳定问题进一步纳入国家道德控制的机制.     

“法治”与“德治”关系三题

法律和道德是规约人类社会行为的两大基本规范,二者虽同属上层建筑,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却呈现出多维差异和相互影响。这种哲学关联反映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上便表现为"法治"(依法治国)和"德治"(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然而,在我国贯彻治国方略的历程中,却生发出三个亟待厘清的时代论题:一是法律和道德是否构成一对矛盾?二是德治是法治的基础还是法治是德治的基础?三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无重点之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法治和德治的刚柔并济、交相为用,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协同推进"四个全面",从而达成"善治",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德治思维和道德思维辨析

德治思维和道德思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因其异中有同而相通,因其同中有异而互补。在思维的主体上,德治思维的主体往往担当统治者、领导者、管理者的角色,而道德思维的主体则是处在国家、行业、团体中或家庭关系中的个体;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二者互渗性日趋明显。在思维的内容上,德治思维倾向于整体性的"大问题",道德思维倾向于个体性的"小问题";在德治思维框架下往往能更好解决个体的道德问题,注重个体发展的德治思维,也有利于德治目的的实现。在思维过程上,德治思维是一种外向思维,是制度和规则优先;道德思维是一种内我思维,含有较多经验、意志和情感成分;德治思维要求社会伦理回归于人的内心,道德思维要求个体道德品质化为社会伦理,二者具有互补性。在思维的依据和目的上,德治思维追求伦理秩序,伦理精神和规则是其依据;道德思维追求德性和幸福,道德品质是其直接依据。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其目的和依据的一致性在不断增强。     

充分发挥道德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河北省石家庄市岗上村德治模式及启示

河北省石家庄市岗上村独创了以《功德录》为代表的好人好事记录方式,以建档立碑为有效载体,大力表彰村民的善行义举,三十多年来一直注重发挥道德力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积极推进以德治村,逐步建立起了包括宣传、评选、教育、保障、激励在内的一套德治体制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富有成效的德治模式,有效激励了村民的善行义举,为基层农村治理树立了榜样,也为以德治国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黄老帛书》所见的另一种德治方略

《黄老帛书》以德治国说包裹在《君正篇》“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和“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的系统设计中。究其说,“用其德”是利用社会成员的道德（感）及其相互间的积极影响管理国家的一种方略。在对德的理解把握、德治的运作机制、可预期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以及对德治方略的定位等方面,《黄老帛书》之德治说有着与先秦儒家以德治国说颇为不同的致思方向与价值取向。前者注重被统治者道德行为的互动性,表现为对道德的客观规范的服从;而后者则执著于统治者道德品性的示范性,表现为对道德的主观人格的崇拜。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以德治国:路径·功能·框架

一、路径开新: 统治、治理、善治将“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演进形态作为现代德治的开新路径, 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基本价值判断: 一是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对于德治的需要程度; 二是人们对于德治价值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三是德治本身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果之于中国治理的满足程度。选择治理理论解读“以德治国”, 旨在强调德治并非与法治分庭抗礼, 更不存在任何弱化法治权威的意味, 而只不过是要表明或更好地表明现代治理的多元事实或者说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政治国家、民族地域作为一个实体, 其强大与否, 并不仅仅得益于某种单轨的治理主体…     

“以德治国”是系统工程——中国人民大学“以德治国”理论座谈会综述

20 0 1年 3月 4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道德科学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以德治国’理论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这是学界首次就江泽民同志讲话中“以德治国”思想坐在一起进行讨论。中国伦理学界的专家学者畅所欲言 ,把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学习探讨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参加座谈会的有道德科学研究院院长徐惟诚 ,人大党委书记程天权 ,著名学者罗国杰、陈先达、张立文、许启贤、冯俊、焦国成、廖申白、吴潜涛、张志伟、马俊峰、龚群、葛晨虹、刘建军等。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夏伟东主持了会议。与会学…     

对以德治国的含义及其学理的探讨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 ,就是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重视与充分运用、发挥道德的诸种社会功能 ,使道德成为治理国家与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方法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源泉。以德治国不是只要德治不要法治 ,而是要使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弥补 ,使二者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德治与法治:何以协同?谁更优先?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古代西方走的是法治的道路,而当代西方却开启了复兴德性伦理的运动;古代中国走的是德治的道路,而当代中国却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西历史治理之道的反向运动表明,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协同共治。考量现实可以发现,治国理政面临着道德滑坡与违法乱纪的双重困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协同,意义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需要强调的是,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与协同中,德治具有价值优先性。     

儒家德治的四大形态与以德治国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性地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善于借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从政以德、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而且注重挖掘传统仁义道德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儒家阐发的德治可以分为不同的形态,主要有仁治、义治、礼治和孝治四大形态。正因如此,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体现为从普遍性高度强调以德治国,还体现为致力于从仁、义、礼、孝这四个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维度更为具体地阐发独特而深刻的治道思想,这为当代中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正学宗师:罗国杰先生伦理思想及其理论影响

<正>作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伦理学家,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理论的创建者,罗国杰先生把毕生的教学研究与社会主义伦理学事业与国家前途结合起来,在伦理学理论创建、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卓著成就。罗国杰先生逝世后,备极哀荣,党和国家领导人、学术界及社会其他各界都对之表示了深     

政治伦理：“以德治国”的本体定位

德治本体问题是对“以德治国”的形而上追问,我们必须时“政治伦理”作为德治的本体定位进行探究,才能为“以德治国”提供理论资源。     

德法并举: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6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在南昌工程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几十个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功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道德治理的实现机制与实现途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社     

关于以德治国的几个问题

当代我国实施的以德治国需要正确认识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因素 ,同时又必须对传统德治思想作批判性的超越 ,意识到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差别 ,并坚持走德法兼治的道路 ,加强官德、民德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道德的建设。     

德法互济 协同共治——“德治与法治:治理的逻辑与路径”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2015年9月19日,由上海市伦理学会、《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编辑部、《道德与文明》杂志社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研究》课题组承办的上海市社联专场学术会议"德治与法治:治理的逻辑与路径"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全国各地高校和社科院的五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参会论文四十余篇。与     

德性主义的重叙和再建——罗国杰德性伦理思想简论

德性主义或德性论是罗国杰晚年的主要理论或思想命题之一,对它的理解不仅是研究罗国杰思想的重要环节,也是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学术自述》反映了罗国杰最终的思想意愿和学术期待,可称为"伦理学遗嘱",其中提出的新德性论表明对道德概念本身认识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从早期的《伦理学》等代表的从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上层建筑的角度认识、分析道德,到晚年转入沉思人的精神世界,以主体普遍性的德性为核心思考人的生存之境,并由此观照、探察道德,从而再次论定伦理学的功能与伦理学人的使命。罗国杰的德性论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之中,蕴含着一种具有远古渊源的德性传统的重叙和对现代道德问题的全景性视观,无疑有益于我们立足民族文化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他以一种全新的灵活性在中国传统德性论、西方理性主义德性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密网中游刃有余,其辩谈追求德性、德行与规范的统一,体现出故土情怀、现代道德观、理性方法和包容态度之方法特色,因此能直达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视阈极境。新德性论亦是一个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德性观辩证统一的教育伦理理论体系。     

荀子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发展

荀子在继承和发扬孔孟德治、仁政思想的基础上,将孔孟理想化的以德治国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在"人之性恶"认识论的基础上,强调社会治理、天下统一必须实现"礼"与"法"的有机结合,推行"隆礼重法",即在强调"礼"的教育引导与规范作用的同时,注重"法"的强制规范和约束作用。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对于今天构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