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的哲学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与辉煌绩效,从根本上讲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坚持、自觉运用与切实践履。把人民至上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用"以人民为中心"书写对历史主体的实践自觉;以创新为魂激发治国理政的澎湃动力,在自我革命中实现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用不忘初心守护治国理政的精神家园,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贡献中国方案传递治国理政的天下情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推动世界和谐繁荣进步。这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知行合一,既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远境界,又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法治”与“德治”关系三题

法律和道德是规约人类社会行为的两大基本规范,二者虽同属上层建筑,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却呈现出多维差异和相互影响。这种哲学关联反映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上便表现为"法治"(依法治国)和"德治"(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然而,在我国贯彻治国方略的历程中,却生发出三个亟待厘清的时代论题:一是法律和道德是否构成一对矛盾?二是德治是法治的基础还是法治是德治的基础?三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无重点之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法治和德治的刚柔并济、交相为用,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协同推进"四个全面",从而达成"善治",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世界历史视阈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稿论析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独创性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毛泽东基于世界历史视阈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经典文献。以中国化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根据,毛泽东判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客观性、长期性、严峻性,从政治思想上筑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短期与长期、主题与前提、动力与保障的关系,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崭新篇章。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60周年,坚持其形成和修改的世界历史视阈,汲取其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具有伟大而恒久的价值。     

中西方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治国模式或治国理念 ,中西方古已有之。只是由于积淀了太多的历史污垢 ,又值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重组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忽略或放弃了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批判和文明传承。对人类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厚治国思想遗产进行比较甄别 ,是现代德治获得历史文化合理性支持的必要路径。本文拟从德治思想内涵、德治与法治关系、德治的文化差异等方面对中西方德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与参照:中西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与道德意义

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德治与法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对治国方略的理论思考。传统治国方略的主流是儒家的德治,德治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德之人在位;二是在位者推行道德教化;三是实行利民惠民之政;四     

“为政以德”:儒家治国理念的核心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治国理念,"为政以德"是其核心。"为政以德"表达了儒家的圣王理想,展现为一系列完备的治国方略,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在现代社会,"为政以德"依然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四个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航标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持续发生深刻"裂变"、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愿景进行审慎研判和科学把握的基础上,从不同的战略层面,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路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组织保证。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历史实践进程中的"四个全面",是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方略的新思考、新要求、新部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航标。     

全面推进新时代宗教工作法治建设北大核心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要论述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依法治国向全面依法治国的跨越。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制度保障。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儒家德治的四大形态与以德治国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性地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善于借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从政以德、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而且注重挖掘传统仁义道德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儒家阐发的德治可以分为不同的形态,主要有仁治、义治、礼治和孝治四大形态。正因如此,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体现为从普遍性高度强调以德治国,还体现为致力于从仁、义、礼、孝这四个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维度更为具体地阐发独特而深刻的治道思想,这为当代中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之路的回溯与总结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充满着辩证的否定和扬弃:从抛弃传统道德到传统道德回归再到扬弃传统道德;从批判西方道德到肯定西方道德再到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创新;从一元化道德到多元化道德再到把握文化领导权;从重视道德治国到重视法制治国再到德治法治相结合;从重视集体利益到重视个人利益再到两者双兼顾;从追求崇高到走上低俗再到构建核心价值观;从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到重视科学文化建设再到全面发展;从崇尚道义到崇尚利益再到义利统一和互利共赢。     

孔子与柏拉图治国思想之比较互鉴

轴心时代让人类拥有了精神觉醒的意识,并开始了理想治理模式的探索。孔子与柏拉图是分别屹立于东西方的思想巨人,在治国理政方面都阐发过系统精湛且意义深远的论述。孔子以杰出的历史理性,将以修己为本、安百姓为旨归的仁学之道导入体现尊尊之制的君臣父子伦理关系之中,确立了以道德与政治的高度统一来治平天下的德治路径。柏拉图则以卓越的逻辑理性,运用正义与善的理念构建了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互不僭越的理想城邦治理模式。通过较为深入的比较互鉴,可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治国理政提供思想资源。     

德治:良法善治的基石和保障

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德法结合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高度自觉。德法相辅相成的关系和我国数千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德治是良法善治的基石和保障。道德信仰为依法治国提供精神和信念的支撑,道德规范对社会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道德教化为公民内在守法和真正的善治提供前提和滋养,领导干部重德力行为实施良法善治提供示范导向。以德治促进良法善治需要澄清德法关系上存在的误区,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以治理道德环境为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     

《治国与教民:先秦诸子的争鸣与共识》

治国、治天下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先秦诸子为如何治理国家和天下以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各种模式,如德治、礼治、法治、无为之治等。而治国、治天下又与教民有着直接的联系,与各种治理方式相适应,有诗教、礼教、乐教、法教、不言之教等教化方式。     

法德并举,创建社会主义新文明

法治德治并举是对我国历史上治国思想的批判继承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在实践中必须正确把握法治与德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抓住重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民主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活动。     

关于以德治国的几个问题

当代我国实施的以德治国需要正确认识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因素 ,同时又必须对传统德治思想作批判性的超越 ,意识到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差别 ,并坚持走德法兼治的道路 ,加强官德、民德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道德的建设。     

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习近平的道德治理思想

道德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以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道德治理为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道德治理的总体格局和价值导向,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治理价值目标,采取先公德后私德的道德建设路径,强调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从而展现了道德治理思想的深刻性、系统性和感召力。     

王安石的经学观与经学解释学

本文探讨王安石对经书、经学的总体看法及其经学解释方法。王安石认为,经书是古代圣王之政的记载,经学则是古代圣王教化百姓、修身治国的有效工具。孔、孟儒学是古代圣王时代经学的继述者,而汉唐儒学却拘泥于章句传注,未能得到经书中的圣王之道,他希望通过自已的新经学来经世治民,使古代圣王时代的理想政治再现于北宋王朝。在处理经书解释中的心与理、古与今、理与事、言与意关系基础上,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学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