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衡论

今天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已上升为宪法原则 ,治国方略的转变已确定无疑。但是 ,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 ,特别是如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仍是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聚讼不已的问题 ,重法律与尊道德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或者成了因时、因地权变的口号。认识上的这些误区 ,既不利于法治建设 ,也不利于道德建设。考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 ,也就不仅只具有一点点理论的意义 ,而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治国方略的转变与道德主义的终结首先必须指出 ,在治国基本方略层面 ,法治相对于人治。国家…     

“法治”与“德治”关系三题

法律和道德是规约人类社会行为的两大基本规范,二者虽同属上层建筑,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却呈现出多维差异和相互影响。这种哲学关联反映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上便表现为"法治"(依法治国)和"德治"(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然而,在我国贯彻治国方略的历程中,却生发出三个亟待厘清的时代论题:一是法律和道德是否构成一对矛盾?二是德治是法治的基础还是法治是德治的基础?三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无重点之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法治和德治的刚柔并济、交相为用,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协同推进"四个全面",从而达成"善治",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罗国杰德治理论及其新德性主义伦理学

在罗国杰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德治理论是一个重要问题域。罗国杰先生强调道德在社会治理中是不可或缺的,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在社会德治中的作用,把道德视为社会治理的"正心"之学;对"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德治法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实施德治等,都有许多著述;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是他一贯的理论主张。罗国杰先生学通中西,注重理论研究,更注重将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在罗国杰先生的"新德性主义"伦理学中,对诸多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总是以一个学者的高度责任心和思想话语方式给出新的理论解决。     

德治与法治:何以协同?谁更优先?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古代西方走的是法治的道路,而当代西方却开启了复兴德性伦理的运动;古代中国走的是德治的道路,而当代中国却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西历史治理之道的反向运动表明,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协同共治。考量现实可以发现,治国理政面临着道德滑坡与违法乱纪的双重困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协同,意义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需要强调的是,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与协同中,德治具有价值优先性。     

德治:良法善治的基石和保障

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德法结合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高度自觉。德法相辅相成的关系和我国数千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德治是良法善治的基石和保障。道德信仰为依法治国提供精神和信念的支撑,道德规范对社会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道德教化为公民内在守法和真正的善治提供前提和滋养,领导干部重德力行为实施良法善治提供示范导向。以德治促进良法善治需要澄清德法关系上存在的误区,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以治理道德环境为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5年的历史进程,先后确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引中国实现了民主制度化、法制现代化的深刻变革。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依法治国方略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核心。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德法同一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德法同一性,表现在道德和法对我国社会的同向性作用和相互辅佐的关系上,并且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构成的新的治国方略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实践中 ,思想道德教育对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 ,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环节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加强对广大农村居民的思想道德教育 ;围绕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效开展法治、德治教育 ;在方法论上实现由以义务为起点的思想道德教育转变为以权利为起点的思想道德教育 ,由单纯的思想道德教育转变为以利益赏罚为载体的思想道德教育。     

现代学校法制教育问题的思考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作为治国方略正式写进宪法,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方略的重要途径,理所当然地被吸纳到现代学校教育系统中。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如果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通过学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依法治国”的信仰理解

<正>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一部好的《宪法》,能成为众法之首,维护人权、建立公义社会。但是,中国长达五千多年的传统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个人或者一群人治理国家,而不是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治理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7年     

管子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管子是著名的政治家,最早提出了用法治理国家的思想。他不仅推动齐国走上霸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开创法治国家的先河。管子正确认识法治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抓好立法,严格执法,注重法治的公正,做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管子在用法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注重把握法的规范性,从民本的角度作为法治的出发点。管子的法治思想犹如封建礼制夜空的一颗明星,为当前全面坚持依法治国提供了宝贵思想渊源。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文化学渊源刍议

东西方在传统文化方面有着重大差异,其中对人的基本假设存在“性恶”与“性善”的不同逻辑起点,公共权力运行也由此产生了法治和德治的不同方式。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提出,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当今社会新特点,对中西方两种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批判继承并加以创新的结果。     

法治与德治互动之社会机制引论

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必须把“法治”和“德治”的互动与结合具体落实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规范的机制创建之中。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互动的社会机制包括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这三个层面的机制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的互动过程之中。     

以德治国与社会稳定

以德治国与社会稳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为了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维护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离不开德治.今年年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这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力求阐明以德治国在维护当代中国社会稳定中的地位和功能,旨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把社会稳定问题进一步纳入国家道德控制的机制.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     

依法治商和以德治商相结合,促进大经贸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对经济贸易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要坚持“依法治商”和“以德治商”相结合的方针 ,营造稳定、良好的经商环境 ,才能确保大经贸的蓬勃发展。     

论管仲的法治思想

管仲是齐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其从政方略、治国之道对今天的为政之道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管仲对法治在治国中的作用、立法的原则、执法的原则等方面对管仲的法治思想进行分析,以求对今天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启示。     

比较与参照:中西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与道德意义

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德治与法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对治国方略的理论思考。传统治国方略的主流是儒家的德治,德治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德之人在位;二是在位者推行道德教化;三是实行利民惠民之政;四     

全面推进新时代宗教工作法治建设北大核心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要论述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依法治国向全面依法治国的跨越。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制度保障。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