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农村继脱贫攻坚之后的战略选择。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而且应当建构内容涵盖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时又能有效促进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成果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德治。新型乡村德治的建构整体上应立足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情,瞄准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继承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模式、近现代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基本遵循,启迪全体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法治的有机结合。新型乡村德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和全体村民,建构的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建构的方式主要有合理吸收传统德治的成果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革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有益经验,制定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并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并激励其扎根乡村敦风化俗,合理利用和借鉴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等。     

目标责任制: 行政主控型的乡村治理及绩效--以河南L乡为个案

上世纪 80年代初 ,伴随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 ,即从国家体制上 ,行政权上收至乡镇 ,乡镇成为基层政权组织 ;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 ,建立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 ,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但这一体制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却复杂多样 ,特别是乡镇基层的行政权仍然以各种方式向村渗透 ,并在乡村治理中呈支配性地位。我们在河南省中部的Ｌ乡调查发现 ,乡镇通过目标责任制实现对村的行政主控便是其表现形式之一。一、乡域治理的社会构成及权力体制(一 )乡域治理…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周易》礼治、德治、法治思想略论

《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礼治为中心为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治理的最高目标,将礼治与德治、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特征的治国思想。法治是治理的底线与红线,是社会治理的强制力量,法治依靠他律和强制;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力量,主张自治与强制相结合;在法治、礼治的基础上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大治则是社会治理所向往的理想目标,德治主张自觉自律与自治。《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居民自治的再建构

实地观察发现,"村转居"社区并不天然地更利于自治,其实际的治理状况经常表现为典型的弱自治特征。由于村转居社区一般是城市化进程对村庄进行了改造、并在行政整合的外力建构下形成的,原来的行政村所实施的村民自治主要基于村民之间共同的经济联结而不是社会自主性,决定了行政村的自治传统基本不具备可继承性。因此,对于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方式,应理性地定位于"有限自治",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以培育居民社会联结和社会自主性为目标的再建构过程。     

夯实基层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和典型经验,形成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夯实基层实践基础。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在基层的实践,对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瞄准基层需求,创新基层工作,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提质量、上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德治基础。     

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地方政府、村集体与村民

在国家积极倡导"赋权于民"的背景之下,许多地区开始积极探索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我国农村集体产权领域又一次重要的制度突破,它受到改革时以"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三者关系为核心的地方治理结构的影响。S市J区Y村在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村集体以及村民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特点。在地方政府主导产权制度变迁的情况下,村集体与村民都试图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积极建构其自主性,因此集体产权需要放置在地方治理结构之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转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在这一进程中,儒家德治思想与治理逻辑有着内在共通之处。儒家倡导的民本、官德、家风、中庸等思想,借助于适宜的转换路径,对当代治理体系的构建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传统观点往往将儒家德治主义局限在对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提出要求,忽略了儒家德治主义的核心是以统治者为表率,进而促进天下百姓的道德修炼。     

以德治国:路径·功能·框架

一、路径开新: 统治、治理、善治将“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演进形态作为现代德治的开新路径, 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基本价值判断: 一是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对于德治的需要程度; 二是人们对于德治价值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三是德治本身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果之于中国治理的满足程度。选择治理理论解读“以德治国”, 旨在强调德治并非与法治分庭抗礼, 更不存在任何弱化法治权威的意味, 而只不过是要表明或更好地表明现代治理的多元事实或者说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政治国家、民族地域作为一个实体, 其强大与否, 并不仅仅得益于某种单轨的治理主体…     

儒家乡治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析中华农耕文明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

儒家乡村治理的实践智慧体现在“德治教化”“耕读家风”与“士绅精英”三个方面。德治教化是儒家乡治的重要特点，汉代三老制、宋明乡约等德治措施注重价值引导、内在自律，德治传统在当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家族是古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耕读家风被历代王朝誉为道德楷模、乡治典范，传承发展耕读家风有助于以家庭建设为起点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引导古代民众处理了大量乡村公共事务，现代乡贤不再局限于家世出身或道德领域，因地制宜地发挥新乡贤作用成为乡村治理灵活有效的政策选择。总之，农耕文明治理乡村的实践智慧必将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发扬光大。     

“三个纳入”“四个治理”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正近年来,湖南省浏阳市紧紧围绕"善治、自治、法治,德治的主线,进一步聚焦机制体制创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系列精神,认真探索民间信仰基层事务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和依法治理新路径。主要做法是:     

妈祖文化中的“慈善精神”

<正>妈祖文化是以妈祖信仰为主旨,妈祖宫庙、祭祀、传说神话、文学艺术等为主要载体,衍生并融合各种文化元素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特色文化。1当前妈祖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如何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梳理是下一阶段应努力的方向。"慈善精神"是妈祖文化的核心精神和哲学表达,其主要来源是妈祖生前的善行义举和身后的神话传说。     

儒家德治的四大形态与以德治国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性地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善于借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从政以德、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而且注重挖掘传统仁义道德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儒家阐发的德治可以分为不同的形态,主要有仁治、义治、礼治和孝治四大形态。正因如此,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体现为从普遍性高度强调以德治国,还体现为致力于从仁、义、礼、孝这四个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维度更为具体地阐发独特而深刻的治道思想,这为当代中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农村治理新范式:构建基层互动治理

随着基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基层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传统治理格局已无法适应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就是适合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主治理客观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农村基层互动治理是在吸取西方治理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自身实践发展需要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在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建立一种衔接互动的治理关系,以达到协同共治基层农村事务的目的。     

“江苏佛教+大数据”系列之十:江苏佛教互联网慈善工作的现状与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佛教素有慈悲济世、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之精神。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四众弟子的积极参与下,江苏佛教界坚持抵制佛教商业化行为,回归佛教文化本源,开展各项慈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在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日本福岛地震慈善赈灾以及“佛教慈善月”“宗教慈善周”等活动中,均可见江苏佛教界的善行义举。     

关于宗教界开展扶贫济困活动的共同倡议

正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各宗教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在扶贫济困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宗教慈善周"等活动平台,宗教界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服务社会、利益人群,以善行义举践行信仰,为推动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当前,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已全面打响,扶贫开发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德治与法治:何以协同?谁更优先?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古代西方走的是法治的道路,而当代西方却开启了复兴德性伦理的运动;古代中国走的是德治的道路,而当代中国却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西历史治理之道的反向运动表明,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协同共治。考量现实可以发现,治国理政面临着道德滑坡与违法乱纪的双重困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协同,意义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需要强调的是,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与协同中,德治具有价值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