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建设是构建法制社会的重要基础

“法治”对“德治”的前提和规范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关注,而“德治”对“法治”的基础和制约作用却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本文试图通过论证道德对法律的基础和制约作用,指出道德建设不足是当前我国遭遇法治困境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如何加强道德建设、构建法制社会的具体措施。     

罗国杰德治理论及其新德性主义伦理学

在罗国杰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德治理论是一个重要问题域。罗国杰先生强调道德在社会治理中是不可或缺的,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在社会德治中的作用,把道德视为社会治理的"正心"之学;对"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德治法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实施德治等,都有许多著述;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是他一贯的理论主张。罗国杰先生学通中西,注重理论研究,更注重将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在罗国杰先生的"新德性主义"伦理学中,对诸多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总是以一个学者的高度责任心和思想话语方式给出新的理论解决。     

法治与德治衡论

今天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已上升为宪法原则 ,治国方略的转变已确定无疑。但是 ,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 ,特别是如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仍是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聚讼不已的问题 ,重法律与尊道德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或者成了因时、因地权变的口号。认识上的这些误区 ,既不利于法治建设 ,也不利于道德建设。考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 ,也就不仅只具有一点点理论的意义 ,而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治国方略的转变与道德主义的终结首先必须指出 ,在治国基本方略层面 ,法治相对于人治。国家…     

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德法同一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德法同一性,表现在道德和法对我国社会的同向性作用和相互辅佐的关系上,并且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构成的新的治国方略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论要

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符合市场经济运作规则、贴近现实社会生活、推进“以德治国”方略实施 ,是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的依据和现实基点。在此基础上的道德体系建设应将社会最高道德原则和主要道德生活领域的基本道德原则加以区分 ,并建构完善、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道德规范体系 ,丰富道德范畴 ,注重道德实践、品质形成环节、机制的研究。同时要处理好市场原则与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体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多元道德与主导道德、完善法治体系与完善德治体系、相对稳定性与与时俱进性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使道德体系的建设落在实处     

“法治”与“德治”关系三题

法律和道德是规约人类社会行为的两大基本规范,二者虽同属上层建筑,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却呈现出多维差异和相互影响。这种哲学关联反映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上便表现为"法治"(依法治国)和"德治"(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然而,在我国贯彻治国方略的历程中,却生发出三个亟待厘清的时代论题:一是法律和道德是否构成一对矛盾?二是德治是法治的基础还是法治是德治的基础?三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无重点之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法治和德治的刚柔并济、交相为用,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协同推进"四个全面",从而达成"善治",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治与德治之辨

法治的核心特征是法律高于一切。法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功用:它可以限制任意专断的权力,提升人的预见能力,增进人的主动性;能协调人际关系,缓解囚徒困境。法治无关乎民主、自由,只意味着形式的平等。德治的核心思想是树立道德典范,激发道德良知,影响人们的行为。法治不仅关乎法律之存废,同样关乎道德之兴衰;若法治不立,则德治难行。     

德治:良法善治的基石和保障

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德法结合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高度自觉。德法相辅相成的关系和我国数千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德治是良法善治的基石和保障。道德信仰为依法治国提供精神和信念的支撑,道德规范对社会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道德教化为公民内在守法和真正的善治提供前提和滋养,领导干部重德力行为实施良法善治提供示范导向。以德治促进良法善治需要澄清德法关系上存在的误区,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以治理道德环境为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关于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的几点思考

文章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历史沿革,认为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培养崇尚法律的法治观念、制定彰显正义的法律制度、落实法律主治的治国方式。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文化发展的传承性、文化发展的开放性等四项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与市场经济建设相结合、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结合。     

德法互济中的乐观与审慎——道德法律化的权利维度反思

无论是基于社会道德秩序之再建构还是作为法治的应有内涵,道德法律化都证成了其存立的正当性。伴随着我国城市立法中道德立法的不断深入,道德法律化存在的风险及其限度再次成为关注的问题。从"权利"视角探讨道德法律化对法治建设以及道德秩序之构建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道德法律化的限度,期待为实现法律与道德两种治理秩序的良性互动有所裨益。     

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的比较——从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切入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     

“以德化民”的德教传统与市场经济建设

“以德化民”的德教传统是我们民族的一笔丰厚的道德遗产,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重在研究这种“德治”、“教化”传统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弘扬德教传统,加强法治与德治、教化相结合,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文章着重从四个方面具体探讨了弘扬德教传统,强化道德教化及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负面作用、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措施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     

德法并举: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6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在南昌工程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几十个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功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道德治理的实现机制与实现途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社     

德治与法治:何以协同?谁更优先?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古代西方走的是法治的道路,而当代西方却开启了复兴德性伦理的运动;古代中国走的是德治的道路,而当代中国却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西历史治理之道的反向运动表明,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协同共治。考量现实可以发现,治国理政面临着道德滑坡与违法乱纪的双重困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协同,意义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需要强调的是,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与协同中,德治具有价值优先性。     

“新时代德治与法治建设”高层论坛综述

正2018年6月1日至3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承办的"新时代德治与法治建设"高层论坛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一、德治与法治的内涵与功能德治与法治的内涵是专家学者们探讨的起点。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认为,德治与法治     

德治的方法论基础和启示

在如何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这个问题上,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方法论以及我国目前的道德建设效果欠佳等因素,学界存在着一种重法治而轻德治的倾向.以德治的方法论基础为视角,通过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有助于阐明德治或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道德建设效果欠佳的原因.德治或道德建设的改进应以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     

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和伦理边界

从人类与动物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差异、人类与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价值与价值秩序、人类与动物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三个角度可以厘清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关系的基础;以目的正当性、手段正当性、结果正当性作为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评价标准,能够为人类利用动物提供道德正当性辩护;以人类生存原则、人类基本利益优先原则和人类有限发展原则作为动物利用的伦理边界,可以为动物利用的实践提供明确而有效的理论支撑。     

法律道德化,抑或道德法律化

建基于中外"法律优先论"与"德法独立论"的基础上,道德走向法律化将不可避免陷入诸多困局。所以,在强调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之时,在逻辑层次上应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从法律走向道德即法律道德化,而不是从道德走向法律即道德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