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关系三题

法律和道德是规约人类社会行为的两大基本规范,二者虽同属上层建筑,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却呈现出多维差异和相互影响。这种哲学关联反映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上便表现为"法治"(依法治国)和"德治"(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然而,在我国贯彻治国方略的历程中,却生发出三个亟待厘清的时代论题:一是法律和道德是否构成一对矛盾?二是德治是法治的基础还是法治是德治的基础?三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无重点之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法治和德治的刚柔并济、交相为用,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协同推进"四个全面",从而达成"善治",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德法同一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德法同一性,表现在道德和法对我国社会的同向性作用和相互辅佐的关系上,并且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构成的新的治国方略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法治与德治衡论

今天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已上升为宪法原则 ,治国方略的转变已确定无疑。但是 ,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 ,特别是如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仍是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聚讼不已的问题 ,重法律与尊道德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或者成了因时、因地权变的口号。认识上的这些误区 ,既不利于法治建设 ,也不利于道德建设。考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 ,也就不仅只具有一点点理论的意义 ,而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治国方略的转变与道德主义的终结首先必须指出 ,在治国基本方略层面 ,法治相对于人治。国家…     

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法刑事件中孔子德法互济思想观略

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孔子提供了一种"德法互济"的思想。以法刑事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此种思想的意涵。在孔子那里,"杀"与"礼"的矛盾仅仅是一种表象,基于"礼"所指向的政治秩序构建这一目标,二者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孔子不但注意到了任刑对于德教的反向推助作用,同时亦以德教之于任刑的先在性作为必要条件。孔子对听讼者的德行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并通过自身的司法实践证说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上述三个维度,孔子试图在社会正义与民众幸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以此构建一幅道德生活的理想图景。此种"德法互济"思想既没有偏离"德主刑辅"的基调,亦没有视法治为一种绝对的消极手段。在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孔子的此种思考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贡献新的治国智慧。     

德治与法治:何以协同?谁更优先?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古代西方走的是法治的道路,而当代西方却开启了复兴德性伦理的运动;古代中国走的是德治的道路,而当代中国却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西历史治理之道的反向运动表明,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协同共治。考量现实可以发现,治国理政面临着道德滑坡与违法乱纪的双重困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协同,意义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需要强调的是,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与协同中,德治具有价值优先性。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罗国杰德治理论及其新德性主义伦理学

在罗国杰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德治理论是一个重要问题域。罗国杰先生强调道德在社会治理中是不可或缺的,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在社会德治中的作用,把道德视为社会治理的"正心"之学;对"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德治法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实施德治等,都有许多著述;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是他一贯的理论主张。罗国杰先生学通中西,注重理论研究,更注重将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在罗国杰先生的"新德性主义"伦理学中,对诸多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总是以一个学者的高度责任心和思想话语方式给出新的理论解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实践中 ,思想道德教育对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 ,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环节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加强对广大农村居民的思想道德教育 ;围绕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效开展法治、德治教育 ;在方法论上实现由以义务为起点的思想道德教育转变为以权利为起点的思想道德教育 ,由单纯的思想道德教育转变为以利益赏罚为载体的思想道德教育。     

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的比较——从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切入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     

中西方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治国模式或治国理念 ,中西方古已有之。只是由于积淀了太多的历史污垢 ,又值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重组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忽略或放弃了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批判和文明传承。对人类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厚治国思想遗产进行比较甄别 ,是现代德治获得历史文化合理性支持的必要路径。本文拟从德治思想内涵、德治与法治关系、德治的文化差异等方面对中西方德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法治建设道德支持的依据及其维度

法治建设作为良法的现实运动过程,离不开道德在价值精神和行为规范层面所提供的有力支持,而道德自身的特质也表明其确实可以在法治进程中有所作为。这种道德对于法治建设的支持,集中在对法治建设进行伦理论证和为法治建设提供道德立法两个方面。     

以德治国与社会稳定

以德治国与社会稳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为了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维护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离不开德治.今年年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这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力求阐明以德治国在维护当代中国社会稳定中的地位和功能,旨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把社会稳定问题进一步纳入国家道德控制的机制.     

法律道德化,抑或道德法律化

建基于中外"法律优先论"与"德法独立论"的基础上,道德走向法律化将不可避免陷入诸多困局。所以,在强调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之时,在逻辑层次上应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从法律走向道德即法律道德化,而不是从道德走向法律即道德法律化。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异同论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古代中国和希腊大致同时提出了法治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然而,由于对于法律与法治的不同理解,管仲的法治是君主用法律维护其统治的“以法治国”,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则是用良法规范社会的“依法治国”。两者的“法治”内涵虽然不同,但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周易》礼治、德治、法治思想略论

《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礼治为中心为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治理的最高目标,将礼治与德治、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特征的治国思想。法治是治理的底线与红线,是社会治理的强制力量,法治依靠他律和强制;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力量,主张自治与强制相结合;在法治、礼治的基础上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大治则是社会治理所向往的理想目标,德治主张自觉自律与自治。《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法治与德治:治国方略的理性选择

一、引言 :问题的提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法哲学领域的重要的理论课题 ,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则是文明国家在治国方略上必须加以解决的基本选择。长久以来 ,中外学者进行过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也形成不同的理论观点 ;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模式。在西方文明史的不同时期 ,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社会控制的手段 ,即道德、宗教和法律。在文明社会的初始阶段 ,这三者不加区分 ,“人们通常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宗教礼仪、伦理习惯、调整关系的传统方式、城邦立法 ,把所有这一切看作一个整体 ;我们应…     

法治国家建设的道德基础

以道德为基础来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要求所立之法为体现基本道德精神的良法、善法,还要将道德理念、道德价值、道德追求等贯穿于执政、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真正发挥道德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在立法环节,要将道德价值和精神渗入立法过程的始终,保证所立之法都为良法;在执法环节,要培育执法者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使之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在司法环节,要促使司法工作者将公平正义作为首要的道德价值追求,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觉树立道德信仰,真正做到公正司法;在守法环节,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构建全民守法的道德基础,凝聚全民守法的道德共识,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坚实的群众道德支撑。     

德法并举: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6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在南昌工程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几十个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功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道德治理的实现机制与实现途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