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в.ф.阿斯穆斯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版)

我们评论的这本书,是1965年出版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史》一书的经过较多增补的版本,增补部分包括有关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柏拉图学园和吕克昂学校在其创始人死后的命运以及新完成的“希腊化时期的哲学”等篇章。此外,编辑对第一版中的刊误作了更正。本书作者是苏联著名的哲学史家。     

潜掘史海 浮出书面——《西方哲学史新编》简评

有关西方哲学通史,广有声誉者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雨伯威格的《哲学史概论》、A·韦伯的《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以及罗素、梯利、科普尔斯顿的《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早在解放前就写出过不止一种“西洋哲学通史”,解放后一方面移译了苏联人的《哲学史》,一方面又尝试着写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己的”“欧洲哲学史”读本,从建国初到80年代初期,这类著作还是相对少见。但从80年代以后中国人自己编的“西方哲学史教程”这类书已不下数十种之多。适逢此时由苗力田、李毓章主编,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为主而写出的《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编”)奉献到了读者面前。因此对这本新教程存在的意义就更值得格外审视一番了。 哲学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思想观念体系,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活动;既是不计利害关系的求知或对好奇心的满足(亚里士多德),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和马克     

走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格义”时代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来对待,同时“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来对待;另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来对待,同时把欧洲论理学当成一种“特别的”而非“普通的”论理学来对待。第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在中国的哲学史”,第二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中国哲学的史”。如果按照第二种写法去写,则有两个根本的设定:欧洲的哲学不是普世哲学,而只是诸多哲学之一种;欧洲的论理不是普世论理,…     

分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以斯特劳森的《个体》为例

通过对斯特劳森《个体》一书中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本文在揭示它与亚里士多德的以可感实体为基本存在者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的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在日常经验中复活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企图的内在思想问题。文章联系培根的"四假象"和康德的"先验幻相"对这种经验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论及分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上的共同特征,说明了当代分析哲学家经常诉诸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本进行哲学史编纂的方法论根源。     

我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

政治哲学在国外 ,已经有了 2 5 0 0多年的历史了。苏格拉底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政治哲学家。政治哲学的概念亦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有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群学之首”。政治哲学在中国 ,更是古已有之。中国是政治哲学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就实质而言 ,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政治哲学史。我们不妨以儒家哲学的经典《四书》为例 ,其中的任何一篇著作都可以说是政治哲学著作 ,都是论述如何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宋明理学的“理” ,也就是正心、诚意之理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 ,是“为万世开太平”之理 ,所…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本质与存在

阿维森纳是中世纪东方著名伊斯兰哲学家,其代表作《治疗论》是古代形而上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的《形而上学(神学)》卷是哲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它的第一论第五章是全书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在该章,阿氏立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尔法拉比等人的思想,在形而上学史中首次系统精确地区分了本质与存在两个维度,奠定了影响深远的存在论路径。     

贝克莱是否有两种不同的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哲学史家A·C·弗雷泽在整理编纂《贝克莱全集》(四卷本,1901年出版)的过程中,欣喜地发现了贝克莱哲学中的一片“新大陆”——《西利斯》。他向人们宣告:“长期以来,尽管它为哲学史家和传记作家们所忽视,但不愧是十八世纪英伦诸岛上的形而上学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部著作。”“每当我们翻开本书时,总能见到新的思想火种的闪烁”,“通篇都体现著作者那令人意想不到的创造才能。”经过对《西利斯》和早期著作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弗雷泽大胆地提出了一种关于贝克莱哲学的新奇解释:贝克莱有两套哲学,一是以《人类知识原理》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中所表达的唯我论哲学,一是《西利斯》所阐发的柏拉图式的“神中心论”,“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当我们从《人类知识原理》进到《西利斯》,我们就从洛克过渡到了柏拉图。”     

存在与一:皮科·米兰多拉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柏拉图的复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成为人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其中,斐奇诺站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柏拉图哲学的最高本原是一,高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最高本原存在,学习亚里士多德是学习柏拉图的基础准备。而皮科·米兰多拉则认为,在存在与一的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本文试结合皮科《论存在与一》的文本,分析表明: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调和,主要依据托马斯主义和基督教化的新柏拉图主义(以伪狄奥尼修斯为代表)。皮科的这一调和方案,虽然既不可能容于斐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也不可能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但对于重新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对于构建他的古代神学、实现哲学的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亚里士多德注疏者的波爱修——其对《解释篇》第九章的注疏和发展

从波爱修对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第九章的注疏,特别是从他处理未来偶然事件问题的方式上,可看出他是位忠实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沿用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解决方案,而非斯多亚派的方案:他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一同将此问题视为一个逻辑决定论的问题,而斯多亚派则将此问题视为因果决定论问题。本文在揭示波爱修之亚里士多德传承的同时,也将揭示他如何在《哲学的慰藉》中将柏拉图关于永恒和时间的理论融入他对此问题的讨论之中,从而得以优雅地解决亚氏所提出的两个关于未来偶然事件的悖论。     

“哲学”如何“解构”“宗教”──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尚未真正梳理清楚,他的三个《批判》的内在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地阐发。我们常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引向“宗教”的桥梁,这话不错,但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其中关键的核心问题又是哪些,所知并不十分确切。应该说,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意义,远不仅在于确立与“理论理性”相对应的另一种“理性”之功能,而更在于：此种理性功能之开发,扩充了自柏拉图、亚里土多德以来的哲学传统,使它有了新的内容,即：将已深入欧洲人心的基督教思想,融贯到以希腊为传统的欧洲哲学思想中来,使其不再游离于哲学之外,不再…     

亚里士多德的殿堂——评《希腊哲学史》第三卷

学术界翘首盼望多年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第三卷终于出版了 (人民出版社 2 0 0 3年 5月 ) ,作者为汪子嵩、范明生、姚介厚和陈村富。《希腊哲学史》第一卷是关于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 ,第二卷是关于智者和柏拉图的 ,第三卷的主题则是亚里士多德 :上卷论述其逻辑哲学和自然哲学 ,下卷论述其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中国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虽然有一些零散的著作 ,但是如此系统全面的著作乃是第一部。书若要写得好 ,立意要高 ,对材料的掌握要透 ,对领域中的问题要看得准。该书就有这些特点。首先 ,该书十分强调把国外的最新研究介绍给大家。比…     

论劳思光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评价

劳思光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有哲学,但只有柏拉图和新实在主义的哲学思想,这是不全面的,因为冯友兰是以整个西方哲学框架为理论设准来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劳思光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的特性不了解,因此没有中国哲学,不是成功的中国哲学史,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特点的把握是基本准确的,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也谈“康德之后”——读学术版《西方哲学史》第六卷

近年读书与思考,多有非专业、非学院的趋向,现在突然抱起沉甸甸的“学术版”《西方哲学史》作评,不免有些汗颜!好在德国古典哲学与同行们训练有素的专业文字,依然带给我家园之感,恍然间似有点滴真意,妄作评语吧!如学界所知,治德国古典哲学,是哲学所一个比较深厚的传统,也属国内西方哲学研究传统中的“重中之重”,而学术版《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德国古典哲学》(张慎主编),则是学界近年在该领域积累与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参加本卷写作的各位作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某一人物或某一方面均有长期的潜心研究,如陈嘉明、韩水法、邓晓芒、黄裕生之…     

柏拉图“理念论”辨正──再论哲学的价值课题

这里所谓“再论”,是相应于已发表的拙文《康德哲学辨正》（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而言的。同是借着西方哲学史的话题对过分逻辑化或认识论化了的哲学思维作一种反省,本文更多地把意趣寓托于对“理念”的某种真际的抉发,而无意一一驳法关于柏拉图哲学的其他种种理解。一、“理念论”的初衷在柏拉图的“理念”被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和不少学者的著述一次又一次作为“共相”的绝对化作了批判后,这里试图对被批判的对象作另一种分辨。问题当然不在于对哲学史上这一著名范畴更多地赞誉还是更多地责备,而在于这一范畴的品评者们是否真正…     

从张岱年先生早年的两篇书评看其哲学史方法论

<正>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张岱年先生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顺此,哲学史方法论就成为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他的哲学史方法论的最为显著之成果,在其早年有《中国哲学大纲·自序》里的相关讨论,在其晚年则有专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的问世。对于此二者,学界已多有关注。然而,写作《中国哲学大纲》之前,张岱年先生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所撰的两篇书评,由于没有收入《张岱     

Moral Wisdom or Ethical Expertise?(Ⅱ)

在哲学领域,我们应该追求道德智慧,还是追求伦理知识,这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智慧”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也可能成为“知识炫耀”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哲学探讨有深刻和浅薄之分,有“小聪明”和“大智慧”之别。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到西方哲学的源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去寻求论据。     

纪念朱谦之诞生100周年

朱谦之先生是现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 ,著作宏富 ,对于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史有精湛的研究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所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价值尤高。１９５２年高教院系调整 ,全国哲学系教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 ,朱先生由广州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 ,参加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朱先生调到北大后工作勤奋 ,早晨４点起床 ,执笔撰写 ,到９点参加教研室会议 ,已经工作了３个小时了 ,其勤奋如此。在北大 ,著有《老子校释》、《日本朱子学》、《日本阳明学》等。朱先生为人正直 ,作风正派 ,不随波逐流 ,不随俗浮沉 ,正气凛然 ,令人敬佩 !朱…     

亚里士多德关系理论探究

亚里士多德关系理论探究张家龙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关系之中,没有关系的孤立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关系”这一概念无论是在哲学中,还是在逻辑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以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关系逻辑是由“关系逻辑之父”德摩根在１９世纪创立的。但在古典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工具论》中已有关系逻辑的萌芽。继承亚里士多德的这份珍贵遗产,对于哲学和逻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抛出此文,仅作引玉之砖而已。一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和逻辑史上最早提出把“关系”作为一个范畴。他在《工具论》的第一篇《范畴篇》中对关系…     

论“质测”与“通几”之学的本义

方以智曾提出“质测”与“通几”一对范畴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质测之学与通几之学的概念。长期以来 ,学术界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 :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 ,通几之学即哲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均持此种观点。几十年来 ,学术界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义。据我所知 ,只有朱伯先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在其《易学哲学史》中指出 ,此说虽有一定的依据 ,但还欠确切。认为方氏所说的质测之学 ,是对个体事物特性的考查 ,不一定皆指自然现象的研究 ;所说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