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迫切问题

苏联《哲学科学》杂志从1961年起組織了一次关于现代資产阶級哲学批判的方法論問題的討論,先后发表了六篇文章,它們是:A.波利卡罗夫(保加利亚)的《現代唯心主义的一般特点和对它进行批判的方針》(1961年第3期);斯克沃尔佐夫的《列宁的党性原則和現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問題》(1962年第6期);捷洛格拉馬吉克的《多元論的方法論与对現代資产阶級社会理論的批判》(1963年第2期);留布丁的《十九至二十世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則》(1963年第5期);阿謝耶夫的《現代唯心主义的若干特点和对它进行批判的方法論問題》(1963年第5期);別吉阿什维里的《是否需要对現代資产阶级哲学作內部的批判》(1963年第6期)。最后发表了这里譯出的这篇文章,作为这次討論的总結。在这次討論中,特別在对現代資产阶级哲学的所謂“內部批判”問題上发生了爭論。波利卡罗夫、別吉阿什维里等人提出要采用通过揭露有关观点的內在矛盾来使其自我駁斥的“內部批判”方法,幷认为这种方法是一个尖銳武器,因为現代資产阶级哲学中充满着內在的矛盾。阿謝耶夫則认为所謂內部批判不是馬克思主义理論所特有的,更不可能是同現代資产阶级作斗爭的主要方針。在納尔斯基等人的这篇总結文章中,对这次討論作了評价,幷着重对“內部批判”問題发表了他們的意見。他們认为首先应当拋棄“內部批判”这个不确切的术語,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对被批判的学說采取“內部批判”的方法,而是要揭露这些学說的內在的根据不足。而且,这种批判方法还要以社会經济分析、阶级分析、共产主义党性原則等等作为自己的前提、必要条件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研究

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哲学科学发展的几年,乃是社会学研究数量大大增长的几年,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大部头著作(《苏联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М.Т.约夫楚克等编,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61年];《社会和个人》[阿列欣娜等编,沃龙什,沃龙什大学出版部,1961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А.И.契斯诺科夫编,莫斯科《高等学校》,1961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诸问     

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进步

这篇文章是苏联科学院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研究所写的,但以《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它从许多方面阐述了苏联新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总的看法,显然是代表修正主义头子讲话的。这篇文章又臭又长,但由于它有比较大的代表性,所以一点未加删节,照译出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竭力宣扬修正主义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认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成为“现实”,民族解放革命完全用不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就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是苏共修正主义者取消革命的老调——“和平过渡”论的变种。他们之所以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大作文章,只不过为了欺骗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而已。现将文章的几个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有了新的特点;出现了实现这条道路的新的可能性。在一系列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在各种不同条件下,通过各种不同方法实现这些可能性,这就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从前只有苏联边区各族人民和与苏联接壤的蒙古人民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而现在,在形成了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后,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内部已准备好走这条道路的国家面前都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出路只有一条——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过渡。这是一条经过一般民主改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革命变化,并不一定要通过急剧爆发的形式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且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可能形成这样一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向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过渡成为可能和必然的。对于大多数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来说,最近时期的任务是,扩大以准备向非资本主义道路过渡为目的的一般民主斗争。在彻底实现一般民主纲领的过程中,民族解放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最终将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最近几年,在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开始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革命民主派,在没有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它能够引导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这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军官和大学生。他们基本上反映非剥削阶级(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职员)的政治观点和利益。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必然会促使革命民主派的进步代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形式和团结形式,以及这种团结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在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威力的日益增长而变化。在新的条件下,解放斗争和正在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外国垄断组织的统治根源,取得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民的社会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将为已获得解放的民族把力量集中到社会经济进步的各种根本问题上创造前提。     

用列宁的观点来看伦理学认识的特点

伦理学是社会一哲学的认识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伦理学对象所采取的认识论方法和价值方法,二者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在马列主义哲学中,伦理-公理方面是以研究自然、社会和认识本身的普遍规律的思想家的思想和道德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作为对从上述规律中得出的社会理想的论证,以强调整个理论哲学体系的实际意义和社会价值,那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科学根据

具有崭新性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马列主义人道主义的科学性。马列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原则是从上述规律里引伸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抽象理论与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新的严密体系作了对比,革命的人道主义体系是在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如Б.鲍威尔、М.施蒂纳、格律恩、蒲鲁东等)的小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和论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来研究人道主义,在社会思想史上,他们第一次证明,真正的人道主     

哈贝马斯的哲学自由主义的社会乌托邦

哈贝马斯60年代初期发表的几篇演讲可以说明,他是法兰克福哲学-社会学学派“第二代”理论家的代表,是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的最杰出的继承人之一。从1964年起。哈贝马斯担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在60年代末大学生群众运动爆发的前夕,在那一段急风暴雨时期,哈贝马斯从事政论活动,并因此而成了一位“新左翼”思想家。但他同“新左翼”的结合并不牢     

实用主义的認識論和莫里斯的符号学

作者在本文中概括地叙述了莫里斯的符号学的基本內容,分析了它的基本概念,并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作者指出,自莫里斯的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把符号学作为一門专门科学来研究。但他对认識論問題的观点并不新穎。按其哲学信仰来說,他是实用主义者,他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强烈影响下,也采納了邏輯实証主义的观点。他的符号学就是实用主义、行为主义、邏輯实証主义这三者結合起来的結果。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一、句法学,它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間的关系及其結合方式;二、語义学,它研究符号与所指客体的关系;三、語用学,它研究創造符号、运用符号并借助于符号取得这种或那种成果的主体和符号的关系。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行为”概念是他的符号学的中心概念,它把符号的三种功能(句法的、語义的、語用的)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三种功能都服从于有效地組織主体行为的任务,它們都是为了达到行为的目的服务的。符号及其意义問題是莫里斯符号学的基本問題之一。在他看来,符号就是預备刺激,預备刺激在沒有刺激体时也会引起与所述客体相对应的反应族的意向。换言之,符号是一些特殊的刺激物,它們在客体不直接刺激行为的条件下用来調整主体对作为目的的客体的行为。符号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反应意向,也就是符号和典型行为的刺激体的关系。作者批評了莫里斯的观点,认为后者把符号的作用加以片面的夸大和絕对化,把符号和不以人为轉移存在着的物质源泉割裂开来,把符号同现实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过程割裂开来。莫里斯认为,語言是符号的系統,人类的語言和为动物所使用的符号之間沒有原則区別,語言决不是社会现象,而也是为动物所固有的。作者批評了这种观点,认为莫里斯把人类的語言“动物化”了,同时又把动物的叫声“拟人化”了,抹煞这两点之間的原則性区別。作者还批評了莫里斯关于意識和思維的观点。作者指出,莫里斯把思維归結为語言,而又把語言归結为有机物的那些实现符号功能的生物反应的总和。在莫里斯看来,在引入专門的符号学术語之后,最好放弃“意識”和“思維”这两个詞,因为它們完全是多余的。作者指出,在莫里斯那里,思維被归結为按照一定的规則去运用符号,而完全不是用来揭露客观世界的规律。莫里斯认为,符号学正在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科学,它在自己的三个部分中包括全部問題:句法学包括全部邏輯学問题,語义学包括全部形而上学問題,語用学包括全部生物社会学問题。符号学是駕凌于哲学之上的最高科学。作者认为,尽管符号系統学說十分重要,但这一学說本身只能在真正的认識論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制定,这种认識論就是辯証唯物主义的认識論,而决不是实用主义和实証主义的认識論。     

评Л.Ф.伊利切夫的《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

1962年10月召开了苏联科学院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社会科学的大会。会上听取并广泛讨论了苏共中央书记、科学院院士伊利切夫的报告:“对社会发展进行领导的科学基础——发展社会科学的若干问题”。大会材料已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并在我国报刊上得到了广泛反应。这些材料已在《哲学问题》1963年第一期上作过概述。伊利切夫的新出版的著作《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是他在苏联科学院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基本原理的进一步     

评в.ф.阿斯穆斯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版)

我们评论的这本书,是1965年出版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史》一书的经过较多增补的版本,增补部分包括有关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柏拉图学园和吕克昂学校在其创始人死后的命运以及新完成的“希腊化时期的哲学”等篇章。此外,编辑对第一版中的刊误作了更正。本书作者是苏联著名的哲学史家。     

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

这是一篇竭力掩盖目前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文章,全文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承认苏联国内存在着几种社会阶级差别:一、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二、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三、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和文化生活差别;四、工人阶级、集体农民、知识分子、职员以及其他城乡劳动者内部的社会差别。但是,作者不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只字不提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存在。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企图用许多统计数字说明苏联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差别已得到很大克服。他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正在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在提高,公积金日金增加,集体农庄所有制正在向全民所有制接近。但是,作者避而不谈苏联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在第三部分中,作者企图用一些统计数字说明在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内部的差别,即它们内部的阶层和集团在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和工资等方面的差别。他说:从低、中、高各级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来看,集体农民内部的差别比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别要大得多,显著得多;从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上看,农民的阶级成分根本不同于城市居民的阶级结构。在第四部分中,作者企图论证苏联社会的所谓“社会同质性”。他想用一些具体事例证明,苏联的高级技术工人日益接近技师、工程师的水平,他们之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的社会差别也在缩小,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和服务性的半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也在缩小等等,于是形成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集体,并日益走向无阶级的社会。作者根本不提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矛盾,而妄图在分析阶级结构的幌子下宣扬阶级调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