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哲学曾在中国思想界人为流行,此时也恰好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萌芽和兴起的时候,梁漱溟和熊十力均受到了柏格森思想的深刻影响。梁漱溟试图融合佛教唯识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观点,用以阐释和发挥儒家“生”之哲学的精义,以重建儒家的理想人格。熊十力则通过反省和比照柏格森哲学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提出了他对于生命本体的独特看法,从而创立“翕辟成变”的大化流行论和“默识证会”的直觉说。     

现代场景下的传统儒学——论马一浮的伦理思想

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时间意义上的,虽然发生在现代的场景下,但基本内容是传统儒学或经学的;一个是学术内容意义上的,认识到传统儒学的缺陷和西学的合理性,并致力于儒学自身的现代化尝试。马一浮的道德学说虽然出现在中国现代的文化背景下,但就其内容而言是走回了传统儒学,未能涉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问题,应当属于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学说。本文系统探讨了马一浮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对其做出了合理的价值评判。     

研究现代儒学的创新之作——评《现代儒学重构研究》

如何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是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重要议题。儒学作为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今中国的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这种理念,南京大学杨明博士的近著《现代儒学重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现代儒学”为题,以“重构”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了晚清以来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西学的逐步东渐,儒学如何应对挑战、自我变革的思想历程。全书逻辑清晰,结构谨严,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儒学之真精神探讨 ——记上海文庙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

正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     

另一种声音：现代新儒学与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

与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主义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研究思路不同,中国传统心理学探究走的是“由上至下”的研究路线,即从心理及精神层面最高端入手,强调心理的道德与理性层面,故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现代新儒学作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典范,具有心理学研究“另一种声音”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现代新儒学研究背景及思路的展开,呈现出以传统心理学思想为深厚根基的中国近代心理学的独特个性与自信。这是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心理学的最大贡献     

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在21世纪的价值

面对各种挑战,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仍需要作切实的严肃的思考。儒学已不可能恢复其历史上的“独尊”地位,但它要恢复其活力,成为现代社会多元哲学中的“一元”,就必须完成其现代转型,成为一种现代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承担起“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这一哲学使命。新儒学需要与其他学说进行积极的对话和良性的互动,不仅在“正德”方面突出其价值,而且在“利用”(经济)、“厚生”(生活)、“致知”(科学)和“立制”(政治)等方面与其他学说逐渐达成“重叠的共识”。人类在21世纪将更加提升“交往理性”,更加重视“正德”．儒学在2l世纪将彰显其价值。     

儒学的现代意义

儒学的现代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过,特别是儒学对于现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本文打算讨论儒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儒学中当然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部分,但它是否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甚至对今日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呢?我认为,它无疑是有的,而且可以说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文化资源论

如何对当代海外新儒学进行恰如其分的定性 ,应当根据他们自己的如是说。海外新儒学力图融合中西方精神并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其观点、方法和目的都很有特色 ,突出地表现为所谓“文化资源论”的深刻理念 ,而且与“新传统主义”有所区别。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从丘浚的科学观看儒学与科学的可容性

丘浚是我国古代自觉提倡并积极探讨自然科学的儒家学者。他将儒学的研究对象分为“性理之学”(相当于“哲学”)与“物理之学”(相当于“科学”)两个部分 ,并对当时儒者重“性理之学”而轻“物理之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不仅揭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必要性 ,而且还提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方法与要求。丘浚对研究“物理之学”的积极提倡 ,使我们看到了儒学与科学之间可容性的一面。     

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学与东亚现代化--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研究中心

在“文化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时代的今天,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老调重弹而又值得旧话重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儒学在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不同作用的梳理、厘定和分析,认为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儒学与现代化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儒学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大体是随着东亚现代化的启动、发展而由现代化的阻碍力量发展成积极的推动力量。既使在东亚现代化之初,儒学传统也不曾完全地退出历史舞台,儒学在东亚国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广泛的互动交往、交流、对话,儒学将在面对更多挑战的同时,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因而,儒学在东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东亚社会转型、文化现代转换中积极创新,走向世界。     

儒家经济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孔门理财学》为中心

近代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与现代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不适应之处。陈焕章为建立儒学与现代性的关联,在《孔门理财学》中,他重新诠释了儒家传统的义利关系,阐发了新的四民观,使儒家经济思想变得切实可用,并能够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陈焕章对儒家经济思想做的现代诠释,一方面是想要达到保存儒学、昌明孔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在试图用儒学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希望以儒学的经济思想限制或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体现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追求保存儒学和走向现代化问题上的双赢所做的努力。     

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特质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在“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中,主张以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为主导来融会西学,以谋求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学术思潮。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已广泛地涉及文化、政治、伦理、     

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当代的儒学话语是在清末经学解体以后,经过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用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来进行表达的一种“新学”,它同传统的儒学在形态上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本文考察了清末经学解体和儒学形态现代转换的过程,试图从晚清的汉家、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之步步演进,来揭示新学对经学的渐次攘夺和全面置换的学术史图景,以说明经学时代结束以后,儒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转型的急迫性,以及多种存活可能性之探寻的复杂背景,从而指出了史学的路向和观念史的模式在本世纪的儒学研究当中常相抗洁的根本性缘由。在描述了儒学形态发生现代转化的艰难历程之后,对当代新儒家的观念史取向和向哲学学科凑泊的必然性,做了同情的诠解,同时也指出了其所面对的困境。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 2 0世纪 ,儒学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与严峻的挑战 ,也面临着重建与复兴的历史机遇。百年儒学演进及儒学研究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在“古今中西之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潮中 ,儒学并没有“博物馆化” ,儒学的命运大致经历了受到怀疑、批判、解构、重新诠释后成为现代思想学术形态 ,或获得创造性转换 ,以至汇入多元的世界文化大流之中的历程。 2 0世纪与 2 1世纪之交 ,儒学不仅是“文化中国”、“全球伦理”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也是“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 ,对 2 0世纪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既是历史性的课题 ,也是一项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课题。     

新儒学与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自从1987年9月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现代新儒学(家)思潮”学术讨论会以后,关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有些阶段性成果已从“思想库”向“知识界”传播,使得新儒家思潮逐级向社会扩散。从北京大学每周一次的“国学研究专题讲座”爆满情况来看,新儒学的一些理论已得到许多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