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礼治、德治、法治思想略论

《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礼治为中心为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治理的最高目标,将礼治与德治、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特征的治国思想。法治是治理的底线与红线,是社会治理的强制力量,法治依靠他律和强制;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力量,主张自治与强制相结合;在法治、礼治的基础上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大治则是社会治理所向往的理想目标,德治主张自觉自律与自治。《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论权力分化的启、承、转、合

权力是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必要支持力量,一切社会治理活动都离不开权力,然而,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的状况是不同的.农业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权力是一种混沌的权力,没有实现分化.到了工业社会,建立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分工在社会治理领域中也表现为权力的分工一协作关系,从而进入了一个权力分化的进程.与之相对应,出现了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理论规定.但是,权力的分化并不仅仅表现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并立,在权力现实地发挥其功能的过程中,也分化为了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并通过职权而把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统一到了一起.这一点是"三权学说"没有认识到的,"三权学说"所看到的只是抽象权力的三种形态.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建立在"三权学说"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看到抽象权力与具体权力的分化,将会导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方案.     

试论“周易”的勤政、廉政思想

试论「周易」的勤政、廉政思想崔波古代所说的“勤政、廉政”,实际上就是指努力从事治理国家的事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勤政、廉政的目的是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就是说让广大民众能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并求得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所以《论...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对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不同角色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规范,并规定了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及应当履行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角色伦理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角色伦理治理思想,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立场为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孟子的"亲亲"、"仁民"和"爱物"展示了儒家角色伦理治理由血缘家庭、国家、社会再逐步推衍到自然界的基本逻辑进路。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展,为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指明了现实途径。     

正义: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

道德治理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发挥道德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社会的活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道德治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仁政和道德教化的推崇,那么,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则在于对制度正义的追寻。     

浅析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的社会治理

宗教极端主义并非宗教,而是宗教政治化的产物。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边疆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是"三股势力"的思想基础。治理宗教极端主义需要追根溯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社会治理坚持系统思维,注重政府、公民和社会的共同参与,是一种动态、主动的治理模式,可以在当前新疆宗教极端主义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老子》“社会善治思想”辨析

以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为参照系,可以看到《老子》一书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善治思想。《老子》在批判“有为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善治概念,讨论了社会善治的本质,并多角度地阐述了社会善治的具体内容。尽管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与《老子》的社会善治思想之间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但《老子》的社会善治思想对今天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是不容质疑的。     

《中国治理文化研究》评介

正由景枫教授等撰著的《中国治理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对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做了有益的探索,通读一过,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和推介。第一,提纲举要,揭出中国治理文化的核心特点。本书在对中国治理文化进行一般性概括之后,从"道德治理文化"、"法律治理文化"、"民间治理文化"勾画全篇,最后对中国治理文化的当代意义进行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治理方式、渠道、手段多种多样。但就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文化层面而言,道德与法律是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早在"中国轴心文化"奠基的先秦时期,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刑德"问题就是核心问题。秦汉以后的古代社会,"刑德"问题又转化成"儒法关系"问题,二者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长期斗争而又融通,成为中国治理思想和实践的骨干和支柱,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抓住了中国治     

荀子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的思想

荀子在对人的类本质、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认知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指出“群”“分”“义”是由人的类本质决定的社会构成要素;人类社会必须通过“明分”来“使群”,即通过明确社会角色权力义务来使社会运作;一个社会必须在等级差别和社会公平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君主、官吏以及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君子是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他们承担着“群居和一”、达成社会治理目标的重任。荀子的社会治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孔、孟和老、庄那种基于血缘宗法制、小国寡民自然社会伦理的政治观念,带有更多人类社会的普适性,也更适合广土众民大一统政治局面下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对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现实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发展问题等的论述中,集中阐发了有关国家治理的思想。马克思不仅界定了"政治统治"与"政治治理"的关系,而且还在批判资产阶级治理虚伪性的同时,对治理的"正当性""旨归性"等作了阐释,即治理应是属于人民的民主治理,未来社会治理应是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自治型治理"为目标。这对于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善社会治理形式,坚持国家治理的人民性、正义性和方向性,具有重要意义。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庄子、荀子主体性思想比较

本文从天人关系理论、心性论、理想人格理论三方面比较了庄子与苟子的主体性思想。文章认为庄子的主体性思想注重人的内在本性和心灵的独立和自由,苟子的主体性思想则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治理天下的实践,由此在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与特征。     

法治中国化、治理现代化与儒家治道

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治理秩序史和法治中国化两个领域。传统中国国宪、宋代司法传统和近代行政法史是我在第一个领域关注的话题,三者分别回应了华夏先贤如何通过发明和运用治理智慧为共同体实现宪法意义上的"安身立命",宋代治理者集团如何通过建章立制和断狱听讼因应"人心政俗之变"进而重建社会,民初平政院法政人如何通过裁决行政诉讼案件在"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建构国家治理秩序等问题。我也通过对生育国家干预和夫妻财产制的历史、法理与伦理省思,初步切入了法治中国化的论域。基于这些研究,我提出"法治中国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所谓"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被解释进而推动为"回向华夏治理正道,重述传统治理秩序"。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主要思想阵地之一,今后《原道》可以在坚持"中国"与"儒家"之立场与情怀的前提下,进一步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前述解释和推动。     

凝聚思想共识 把牢行为准则 《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的修订理念与特色

正宗教事务作为一般社会事务,应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的修订,不仅集中体现了宗教事务管理理念和能力建设创新,而且最终的修订成果也成为全省各方普遍的思想共识和宗教事务管理的行为准则,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重要标志。     

农村治理新范式:构建基层互动治理

随着基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基层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传统治理格局已无法适应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就是适合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主治理客观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农村基层互动治理是在吸取西方治理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自身实践发展需要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在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建立一种衔接互动的治理关系,以达到协同共治基层农村事务的目的。     

当今欧美国家“中产阶级萎缩症”的根源、影响与启示

"中产阶级萎缩症"是欧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对当今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状况加以分析。欧美"中产阶级萎缩症"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导致的公共政策失衡和社会不平等。"中产阶级萎缩症"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近年来各种民粹主义现象的滋长,尤其是某些非理性的极化政治的崛起。发生在欧美国家的政治社会现象对其他国家的治理有着重要启示。     

拯救和规训:建国初期南京市的娼妓治理——以南京为中心的考察

1949年南京解放后,新政权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问题进行了综合治理,不但对妓女的身体进行规训,更重要的是改变其思想观念,给予生活出路,使妓女的身体和精神得到"双重归属"。娼妓问题的治理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全面改造、重构的政治运动。这种以行政强制和思想教育相结合为特征的运动型治理模式初步体现了新政权一元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管理能力,对今天娼妓问题的治理有一定借鉴意义。     

健康国家建设:源流、本质及治理

健康国家建设是国际社会应对健康问题所采取策略的历史进展,也反映了全球治道变革的趋势。健康国家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社会发展形态,是一种高级经济形式;健康国家建设的实质是调整健康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健康需求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建议采用健康治理的策略,强化横向治理,完善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的合理分工和搭配,以健康中国建设作为增量,促进改革和发展。     

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治理思想的超越

当前治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正面临着民主批判的两面性、国家定位的模糊以及对治理和治理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三方面问题。这些冲突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个人-共同体"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矛盾。作为治理理论兴起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经解体,治理理论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结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提供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依托,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共同拓展了治理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